【香港經濟結構調整探索】調整經濟結構 實現香港再騰飛（上）

朱嘉明 經濟學家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數鏈數字金融研究院

2025年，香港面對急劇改變的外部環境，需要全面和客觀地總結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深入分析和正視香港經濟結構的失衡問題，形成符合促進香港經濟轉型的政策體系，最終確定實現香港經濟再騰飛的核心戰略。

（一）如何反思香港過去三十年的經濟成長歷史？

當代香港經濟成長歷史，如果從1960年算起，可以劃分為兩個主要階段：第一階段，從1960年代初期至1997年的38年。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香港經濟四大支柱是出口貿易、製造業、旅遊業和建築業。製造業重要是電子和玩具等產業，以及其他輕工業。1960年代中期，香港第二產業經濟附加值佔比超過40%。其間，香港實現了經濟起飛。自1970年代末，香港開始向高附加值產業轉型，金融、房地產和商用服務業（包括銀行、保險、航運、地產等）成為經濟的主要支柱。1980年代中後期，香港製造業開始北移至內地。製造業產值在香港生產總值（GDP）中所佔比重從1987年的23%跌至1994年的9.3%。在1980年代，香港經受住了1982年港元危機和1987年世界性股災的挑戰，確定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自1960年至1997年，香港人口從311萬增長到648.93萬；GDP從13.21億美元增長到1,773.5億美元；人均GDP從426美元增長到2.73萬美元。在這個階段，香港名義GDP增長了133.36倍，年平均名義經濟增長率為351.4%。

第二階段，從1997年至今的27年。這一階段尚未結束，很可能還要持續10年以上，即到2035年。其間，香港的製造業大規模北移，到了1990年代末，製造業幾乎消失殆盡，僅佔GDP的1%左右，香港完成了去製造業化，甚至是去工業化。與此同時，服務業在香港經濟中比重不斷上升，房地產和金融行業成為香港的經濟支柱。香港進入高度外向並依賴國際投資和外部市場的階段。從銀行到證券、保險、資產管理等各個領域，香港金融業幾乎覆蓋了全球範圍。至2024年，香港人口增長到750.31萬，GDP達到3,820億美元，2023年人均GDP超過5萬美元。1997年至2023年，香港名義GDP增長114.7%，年平均名義經濟增長率為4.2%。在這階段，香港經濟經歷三次重大事件：1997年香港回歸與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2020年至2022年的新冠疫情。

比較香港在1960年至1997年的發展階段和1997年至今的發展階段，有如下特點：（1）第一階段沒有完成工業化，沒有實現從勞動密集產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產業的躍升的情況下，製造業急劇萎縮。（2）第二階段的經濟增長速度顯著放緩。（3）比較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的產業結構發生徹底改變。在第一產業歸零的情況下，第二產業比重持續減少。（4）香港經濟與內地經濟的比重，經歷上升到下降的周期，1960年為2%，1997年上升為16%，2023年回落到2%。如果比較香港和北京加上海的經濟規模，1997年，上海和北京GDP合計662.28億美元，相當於香港GDP的1,773.5億美元的37.3%；2023年，上海和北京GDP合計12,787.1億美元，是香港GDP的3,808.1億美元的3.36倍。至於香港經濟與其在四小龍經濟的比重，1960年為17%，1997年為15%，2023年為11%。

（二）香港的結構性失衡及其後果

在現階段，香港經濟增長放緩、國際競爭能力後勁不足的表象背後，是香港經濟結構的系統性失衡。

第一，人口結構失衡。（1）增長放緩。1960年，香港人口為311萬；1997年為649萬，人口較1960年增長109%；2023年為753萬，人口較1997年增長16%。香港人口結構失衡日趨明顯。（2）人口多次發生流出大於流入。亞洲金融危機、全球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都導致香港中產階級和專業人才流失。（3）老齡化。2023年香港65歲以上人口大約佔總人口23%，預計到2049年，全港大約有80多萬人需要長期照護。（4）少子化。香港出生人口長期呈下降趨勢，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每年有約80萬嬰兒出生，八十年代中降到70萬水平，九十年代中進一步跌至60萬左右，千禧年後跌穿50萬，疫情3年更銳降至30萬-40萬。（5）男女比例失衡。香港長期處於女多男少的狀態，2023年全港753萬人口中，男性有343萬人，女性則有410萬。（6）勞動力短缺。「嬰兒潮」一代陸續退休，加之過去幾年20-49歲移居外地的香港人增加，導致從低技術到高技術勞動人口參與率下降到57.1%，創1985年以來新低。流入香港的人口不能有效填補香港僅存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人口的供給與需求處於結構性錯位狀態。

第二，產業結構失衡。在過去的64年中，1980年代是香港經濟的重要分水嶺，自此之後香港產業結構日趨失衡：（1）產業結構單一。1960年代，香港第一產業消失殆盡。之後，第二產業萎縮。2023年的第二產業，即工業與建築業，佔GDP比重僅為6.3%，其中製造業僅為香港GDP貢獻1%；經濟的絕對主體是第三產業，佔比93.7%。第三產業中，金融、貿易物流、旅遊和工商專業服務佔比合計57.1%。（2）生產要素分配極度失衡。資本、人才和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湧入房地產和金融領域，抑制了製造業等實體經濟行業的發展空間。其後果是製造業佔比的持續下降，工業基礎日趨薄弱，造成科技、文化創意和旅遊業等新興產業發展相對緩慢，甚至發生衰退，難以形成新的增長動力。最終形成對服務業高度依賴的惡性循環局面。（3）物流與運輸業不振。2023年，物流和運輸業在香港GDP中佔比18.8%。香港的貨櫃吞吐量持續下降，影響了其作為全球轉運樞紐的地位。2024年香港港口集裝箱吞吐量全年下跌4.9%至1,369萬個標準箱（TEU），為1996年以來的28年新低。（4）外商投資規模結構內地化。近年國際環境急劇改變、法規多變、本地競爭壓力上升、語言和文化障礙，加上資料保障等因素，跨國資本在香港的投資止步不前。在這樣的環境下，香港外商直接投資流入轉為內地資本主導，構成香港外來直接投資來源地。內地也成為香港向外直接投資最大目的地。2023年末，外商在香港直接投資總存量為2.1萬億美元，直接投資存量中佔比最高的國家和地區為中國內地（31.1%），其次是英屬維爾京群島（30.5%）和開曼群島（10.6%），以及英國（9.3%）。（5）就業結構失衡。2023年香港服務業僱用了3,259,800人，佔總就業人數的88.3%。金融業雖然在香港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2023年GDP佔比高達24.9%，但吸納就業能力有限，就業人口佔比7.3%，導致大量勞動力集中在餐飲、零售等技術含量過低的崗位。這樣的就業結構加劇了貧富差距，阻礙了社會流動性。（6）國際收支波動加劇。1998年至2014年，香港的國際收支保持在±200億美元以內，但自2015年開始，香港國際收支出現較大變動，2015年達到負1,025億美元，至今香港國際收支淨值為負。

第三，科技結構失衡。（1）科技產業體系與規劃缺失。香港的科技產業發展長期缺乏系統性規劃。1998年提出的數碼港計劃原本定位為科技產業園，截至2024年僅吸引約1,600家初創企業入駐。（2）政策落地效率較低。2024年香港數據交易生態論壇提出「數據驅動新質生產力」，但實際數據流通規模僅佔內地的2.3%。香港科創政策的制定多依賴外部智庫和行業協會，而非本土科技官員主導。（3）研發投入規模不足。2023年，香港研發總開支佔GDP的比重為1.11%，與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相比仍然較低，例如歐盟2.2%，美國3.59%，韓國4.85%，日本3.41%。2023年香港高等教育機構佔研發支出的55.5%，企業和政府投入分別僅為39.3%和5.2%。進而企業研發動力不足。在研發強度方面，香港上市科技企業平均研發投入佔營收比重為3.8%，顯著低於矽谷企業的15%-20%。2023年工商機構研發支出僅129.76億港元，不足韓國的二十分之一。主要後果是科研成果難以有效轉化為實際生產力。（4）科技企業生態發展緩慢。與矽谷相比，香港在科技企業密度（香港為矽谷的17%）、獨角獸企業數量（香港為矽谷的3.8%）、風險投資額（香港為矽谷的1.7%）、專利授權量/萬人（香港為矽谷的13.4%）等指標上全面落後。香港至今未誕生一家世界級科技企業，而一岸之隔的深圳同期培育出華為、騰訊等全球科技巨頭。此外，香港高等教育中理工科專業缺乏就業場景和發展動力。（5）資本與科技企業結合滯後。2023年香港上市科技企業達137家，市值超百億美元的僅4家（如商湯科技），而同期納斯達克百億級科技企業超過200家。假定在佔有GDP6%的第二產業中，有50%是科技產業，那麼科技產業在香港經濟中佔比也僅僅是3%左右。2024年第三季度，恒生行業分類中「資訊科技業」僅佔港股總市值的11.2%，遠低於金融（34.6%）和地產（18.9%）。（6）香港的數據要素市場化建設落後。2024年香港數據交易市場規模約12億元，僅為深圳（540億元人民幣）的2.2%。資本市場對科技企業的支持力度弱。2024年香港IPO募資額中，科技企業佔比僅18%，且估值中位數（8.2倍市盈率）低於納斯達克25.6倍。其根本原因是缺乏資本注入。香港機構投資者中用於科技領域的基金佔比不足5%，而矽谷這一比例超過40%。（7）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基建結構建設滯後。在基礎設施層面，香港超級電腦「鵬城雲腦」的算力（1000P FLOPS）僅相當於深圳同類設施的1/10。政務數字化方面，香港僅有23%的公共服務實現全流程線上辦理，而內地一線城市普遍超過80%。 （未完，明日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