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保護主義歷史輪迴 談特朗普「對等關稅」

黃偉棠 香港都會大學商學院會計及財務系客席講師、註冊會計師、特許金融分析師

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推出「對等關稅」，聲稱以此迫使貿易夥伴「公平對待」美國，但政策細節甚為模糊、實施範圍未明，已引發市場恐慌。此舉與其2018年對華關稅戰的「滾動式威脅」策略如出一轍。當時美國分四輪對5,5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稅，導致企業供應鏈反覆調整。通用汽車因鋼鋁成本上升裁員1.5萬人，標普500指數單月暴跌6.6%。

政策模糊性易加劇市場動盪

歷史教訓表明，模糊的單邊關稅往往引發連鎖災難：1930年《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對兩萬種商品加稅，觸發全球報復性關稅，貿易額兩年內暴跌66%，加劇大蕭條失業潮。當前政策搖擺重演歷史風險，墨西哥披索與加元匯率跌至多年低點，離岸人民幣波動率飆升，市場正以實際行動預判衝擊。

特朗普將關稅與非法移民、芬太尼走私等非貿易議題掛鈎，暴露政策邏輯的根本矛盾。以近期對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關稅威脅為例，儘管兩國已加強邊境管控（墨西哥2023年逮捕芬太尼罪犯人數同比增87%），美國仍以「承諾不足」推遲關稅，而非取消威脅。此舉無視現實因果。若芬太尼是核心問題，加強海關技術與醫療投資遠比關稅有效；而對汽車零件加稅將推升美國通脹，反噬本土產業。類似矛盾曾見於1980年代美日貿易戰：美國無視日本汽車出口「自願限制」（年出口量壓縮至168萬輛），強推《超級301條款》，最終協議僅象徵性開放牛肉市場，未解決結構性失衡。更諷刺的是，關稅效力正衰退：2023年美國對東南亞太陽能板加稅後，中國企業轉移供應鏈至柬埔寨，反令美國太陽能成本暴增34%。

特朗普聲稱「對等關稅」是「唯一公平方式」，卻忽略兩大現實悖論。首先，稅制本質差異被強行對等：歐盟增值稅（VAT）屬間接稅且適用內外企業，與美國企業所得稅性質迥異。2019年美法「數字稅」爭端即因無視稅基差異，迫使OECD推動全球最低企業稅協議緩解衝突。另外，供應鏈全球化使「精準打擊」失效：美國車廠依賴墨西哥零部件，汽車關稅將重演2002年小布什鋼鐵關稅災難。當年汽車業裁員20萬人，鋼鐵業就業僅短暫增加1,900人，最終關稅被WTO裁定違規撤銷。如今北美汽車供應鏈整合度更高，任何關稅衝擊都將以就業流失與物價上漲反噬本土經濟。

多邊體系崩解與地緣經濟反制

特朗普的關稅策略實為首任期政策的延續，但全球經貿環境已劇變。2018-2019年美中互徵關稅使美國企業支付逾460億美元成本，WTO爭端機制因美國杯葛法官任命陷癱瘓。更具戰略風險的是，中國與東協透過《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加速供應鏈重組——2023年東協對華電池材料出口激增214%，寧德時代與印尼合作開採鎳礦（全球電池關鍵原料），直接繞過美國主導的供應鏈。若美國持續依賴關稅槓桿，恐在新能源、半導體等領域進一步喪失話語權。

保護主義屢成危機催化劑

從《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到特朗普的「對等關稅」，保護主義屢成危機催化劑。當前全球經濟面臨地緣衝突、氣候轉型與AI革命三重挑戰，重啟關稅戰無異於颶風中點燃火種。政策制定者需從三方面破局：其一，投資職業培訓與基礎研發以提升競爭力；其二，改革WTO建立包容性數位貿易規則；其三，與盟友協調產業政策避免零和博弈。歷史終將證明，唯有開放與創新，而非關稅與對抗，方能為全球經濟開闢可持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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