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音樂的「DNA」初探

文/Emma Chen

中國古典音樂作為一個獨特的生命體，在歷史的長河中始終保持着其旺盛的生命力。在當今時代，為了推動中國古典音樂的創新發展，我們需要打破傳承瓶頸、消除創新誤區，深入探尋生命體的「基因」精髓，挖掘其深埋內裏的「DNA」圖譜，以更好呈現古典音樂的時代表達。

一、在先賢智慧中探尋中國古典音樂「DNA」的形成

關於生命體DNA的起源，雖然目前的科學假設還沒有定論，但學界普遍認可的一種假設認為，最原始的DNA可能是由自然界中游離的脫氧核苷酸隨機聚合而成。這種初始的DNA結構可視為地球上生命的基石，而後所有的DNA均以此為基礎進行複製。在後續的進化過程中，由於不同DNA片段的拚接以及基因突變等複雜因素，逐漸形成了自然界多樣化的DNA分子。音樂的形成也頗具自然之妙，其過程與生命體DNA類似，它源於自然中的聲音元素，這些聲音最初就如同自然界中游離的脫氧核苷酸一般，經過特定的組合與編排，便匯聚成了豐富多彩的音樂世界。

古往今來，關於音樂本質與起源的探討一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音樂究竟是由怎樣的「脫氧核苷酸」，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聲音」所構成？這種聲音又經歷了怎樣的演變，形成音樂得以傳承發展的DNA？無論我們是探究音樂從「無」到「有」的起源，還是從「形式」到「情感表達」的美學轉變，亦或是從「個體表達」到「社會共鳴」的人類學演進，都在一定程度上為音樂DNA的形成作了豐富的釋義性擴展。

嵇康在《聲無哀樂論》中闡述道：「夫天地合德，萬物貴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為五色，發為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他深信音樂乃天地之和德，陰陽之變化的結晶，天然生於自然。音樂是客觀存在的音響，而「哀」「樂」則是人們心靈受觸動後湧現的情感波瀾。《禮記·樂記》有雲：「大樂與天地同和」，深刻揭示了音樂與大自然的緊密聯繫，表明音樂是對世間萬物的生動描繪與真摯表達。《呂氏春秋·大樂》有言：「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其辨析界定了音樂與自然宇宙的關係，認為自然界的「莫不有聲」，實則蘊含着音樂的韻律。音樂之聲的源頭，就如同DNA的基本單元脫氧核苷酸一般，源自自然的饋贈。

在音樂的「模仿說」理論裏，有個引人入勝的見解，即最初的音樂可能是為了模仿自然之聲。這一觀點在一項考古發現中找到了有趣的佐證：一個考古團隊在以色列北部的一個山谷遺址中，發掘出了一批距今已有1.2萬年的小型笛子，這些笛子是由鳥骨精心製成的，能夠模仿禽類的叫聲。古人或許正是藉助這種對自然之聲的模仿，來協助他們在捕獵活動中更好地感知和引誘獵物。在全球範圍內，考古學界普遍認同的一個觀點是，骨笛是最早的樂器之一，也是史前音樂的重要遺蹟。這些由動物骨骼雕琢而成的管樂器，儘管用「樂器」這樣的詞彙來一概而論並不十分準確，但它們確實展示了人類在音樂創造上的早期探索。比如，1995年在斯洛文尼亞迪維·巴貝洞穴的考古新發現，一支由幼年洞熊的股骨精心製作的骨笛，其歷史可追溯至4.3萬年前。然而，這些骨質樂器的特點在於它們的音孔相對較少，有的僅有一孔、兩孔或三孔。從音階的角度來看，這些史前的骨質樂器雖然能發出聲響，但它們並未形成完整的音階體系和音樂律制。這就像自然界中游離的脫氧核苷酸一樣，雖然是DNA合成的基本單元，但它們是雜亂無章的，需要經過交流、碰撞與排列組合，才能逐漸構建起最初的DNA母版——亦即音階的雛形。

1987年在中國河南賈湖遺址出土的骨笛，距今8000多年，上面有七個音孔，發展出了完備的七聲音階。在這隻骨笛上，可以找到「宮音」， 是中國古代五聲音階當中的一個音階，骨笛的創造者用宮音來推算其他音孔位置，並開了小孔，來加以校正音差，這支骨笛吹出了近七聲的下徵調樂音。自此，賈湖骨笛已經可以被視為「樂器」，聲音也有了自己的音律和音階，游離的脫氧核苷酸也有了自己獨特的序列。後來，各種音階的組合變化與多種樂器的搭配交流，共同孕育了音樂的多樣性。正如每個生命體的DNA脫氧核苷酸其排列組合都獨具特性，每一種音樂也都有其獨特的「DNA」序列，這也體現了音樂世界獨特性與多樣性並存的特點。

中國音樂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八千年前。自骨笛響起，從原始社會的祭祀之樂，到夏商周三代的禮樂制度的建立，音樂始終伴隨着中華文明的步伐。考古資料揭示，音樂的誕生早於文字與詩歌，它無疑是中華文明的啟蒙之聲。從最初的簡單敲擊與哼唱，歷經數千年的演變，直至如今的複雜樂器與豐富和聲，音樂成為了人類情感、思想和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不斷在歷史的舞台上綻放光彩。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禮記》認為音樂能夠傳達人對世界萬物的感受，不同的心境與不同的音樂相互感應，而各種音樂又分別表達着各異的情感與體驗。「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音樂根植於人心的意念之中，並與世間萬物相通，它實質上扮演着人與天地之間感應的媒介角色，若非君子之心，難以真正領悟其精髓。儘管聲音本身或許並無所謂的「哀」與「樂」，但伴隨着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音樂逐漸演化為人的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溝通的橋樑，以及兩者間轉化的工具。音樂的母版DNA也在世代的傳承中日漸豐富多樣，並不斷進化發展。

《荀子·樂論》中「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說明人總是有情感上的需求和追求，而這種需求離不開音樂的支撐。「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着其教焉。」先賢認為，人的情感與音樂息息相關，可以通過音樂影響人的心裏，進而可以用合乎禮儀的音樂改變人民心理，使風俗擺脫愚昧趨向文明。西周時期，周天子分封天下，諸侯國林立，為維護其以周天子為中心的有秩序的統治，周文王四子，周武王之弟——周公旦開始制禮作樂，將禮樂作為一種維護周天子宗法制度統治的工具。禮樂制度在這一時期得到迅猛的發展，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調。這便形成了更加豐富且獨特的中國音樂DNA的雛形。隨後出現了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樂府音樂，隋唐的宮廷燕樂，宋遼金元的文人詞樂、說唱音樂和戲曲音樂，明清的音樂發展，近代學堂樂歌和專業音樂文化的建立，以及現代音樂的多元並存。可以看出，自周以後，禮樂文明便成為中華文明一體化體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封建社會是否接受禮樂教化也成了華夷之辨的最重要標準。中國古典音樂DNA也在音樂藝術的發展演變中愈加成型。

正如梁漱溟先生的「‌中華文明早熟論」所述，中國自夏商周，歷經春秋戰國，至秦漢，中華文化基本成熟定型，作為與中華文化相伴而生的中國古典音樂也從伏羲命人彈奏琴與瑟之妙曲清歌《扶來》和《立基》起步，到夏商周三代的禮樂制度，再到秦漢樂府音樂，基本孕育形成了中國古典音樂的民族文化屬性基因。從自然界聚焦到人文，從世界音樂聚焦到中國音樂，游離的脫氧核苷酸交流碰撞，序列已成、雛形初現，再在社會與人文發展的浸潤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獨特穩定的結構。生命體DNA的結構是雙螺旋，通過鹼基互補配對形成，每一條獨特的鏈條總有另一條獨特且唯一的鏈條與之配對。如果說聲音組合而成了音樂DNA的一條鏈，那麼，另一條鏈上則是文化、文明、情感等等。文化融入音樂，音樂也聚合了時代的精華，承載了人類的情感，它們相互纏繞，和諧共生，便形成了DNA穩定的且獨特的雙螺旋結構。

中國古典音樂，與中華民族共生共存，儘管經歷不同時代發展，表現形式不盡相同，但究其本質是中華民族對客觀世界及精神世界的理解、溝通和表達，是天地人之間的連接器和轉化器，展現着個人情感、社會百態、國家意志和世間萬物，影響和塑造人的行為和社會風氣。如同生物體的遺傳DNA，歷經千載，代代傳承發展至今，依然充滿生機活力，這也正是音樂藝術「DNA」的內涵所在。

二、從歷史發展中追尋中國古典音樂的「傳承法則」

傳統文化藝術的傳承與創新，與遺傳學之間存在着某種相似相通的聯繫。簡而言之，在遺傳學的範疇內，DNA是攜帶基因的載體，每個個體的DNA都是獨一無二的，它塑造了個體的固有特徵。一旦DNA發生變異，個體也會隨之呈現遺傳學上的性狀變化。傳統文化藝術傳承與此類似，比如當前備受矚目的「中國風」音樂，實際上並非純粹的中國古典音樂，而是創作者運用中國樂器為西方音樂融入中國音樂元素的一種嘗試，即通過流行樂或其他文化中的音樂進行「化妝、修飾、整容」的「二次創作」，使其表面上具有中國古典音樂的韻味。然而，判斷其是否真正屬於中國古典音樂的一個簡單方法，就是將音樂中的樂器替換為非中國的樂器還能否演奏，這時就會發現整段音樂與中國古典音樂其實並無直接關聯。說到底，這些音樂本質上並不包含中國音樂的DNA，它們更多是其他文化音樂，如西洋樂的不同表現形式而已。

對中國傳統音樂的創新，若是為了讓自己的流行音樂創作更具特色，那麼運用流行調式結合古代樂器進行配器，這種做法或許可以理解。然而，倘若創作者真的將這種融合視為對中國傳統音樂的創新，那麼這種觀點就值得商榷。在人類文明的歷史長河中，存在着眾多傑出而燦爛的文化藝術。曾經風靡一時的藝術形式，往往會因時間推移、社會環境變遷及人類認知變化而在現代逐漸淡出流行視野，甚至面臨消亡的風險。保護與傳承這些寶貴的文化遺產需要創新，但創新絕不是為了迎合大眾審美而將其改造成現代藝術的手段，而是既要勇於嘗試改變，也要尊重那些不能改變的元素，即「DNA」所在，通過表達方式的創新，使其更貼近現代觀眾的審美，從而搭建起一座橋樑，引領更多觀眾走進古典音樂的殿堂，探究其內在本質，以此方式實現在創新中傳承這份文化藝術瑰寶。

根據史源和先賢總結積累，心法、樂譜、音律、樂器的音樂表達構成了中國古典音樂的DNA最基本的圖譜，這也是中國音樂與西方音樂的本質區別所在。首先是心法。中國音樂講究「悟」，比如京劇的導板，晉劇的二導板，佛教梵唄維那的引腔等沒有固定的拍子和節奏，全憑演奏家內心的感覺，或抻拉、或收縮，靈動自由、縱橫捭闔的演奏。同時，中國音樂還講究「韻」，比如古琴，弦非常長，左手在弦上游走吟撓後，右手在弦上揉弦，有時候似乎聲音已經結束了，你已經聽不到聲音了，但演奏家的手還在弦上滑走，此時無聲勝有聲。這也是中國古典音樂最核心的心法所在，體現我們這個民族對世界的理解，表現出「悟」、「韻」、「不可言說」等特點。其次是樂譜，現在通用的五線譜形成於17世紀，而早在七八世紀，我國就開始使用的中國特有的減字譜，把音高、用哪只手，怎麼彈，彈第幾根弦，按什麼位置的彈奏技法記錄下來，通過這種記錄方式，讓後世的琴師能夠接續演奏和進一步的創作，中國古典音樂也得以流傳開來，傳承不絕。再次是音律，古典音樂「五音」規定了音階距離的長短，「律」測量聲音高低強弱及標準。《淮南子·天文訓》雲：「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五音中的角、徵、宮、商、羽均會有不同的調式表現，十二律生成了60種不同的音調。音律的規範和全面對古典音樂的傳承和表達提供了精準的參照再現。如《史記·刺客列傳》中，荊軻唱的「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用的是「羽」聲，對應到現在的樂理就是A小調，荊軻當時悲憤激昂的情緒得以充分表現。最後是樂器，中國古典音樂作為表達呈現的載體非常豐富。根據《周禮·春官宗伯》記載，包含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鍾、鎛、磬、龠、笙、鞀、柷、敔、塤、簫、管、弦、竽、篪、笛、管等24種樂器分類。這些樂器的專業製作與門類劃分為中國古典音樂的時代傳承表達提供了堅實的載體支撐。

中國古典音樂的代表古琴，即可以完整彰顯心法、樂譜、音律、樂器四位一體的DNA圖譜。古琴音樂生於自然，其聲音、韻律皆與自然息息相關。自然界雖有規律，但是很難有固定不變的東西，因此「易」便成為了自然界特性。這一特點，傳到了音樂中。古琴的記譜法很特殊，是用文字符號記載的「減字譜」。在減字譜中，有明確的指法，對應各種彈法的音高，卻唯一不能像簡譜或五線譜那樣有明確的節奏。因此在古代，古琴的傳授方法大部分是「面授」，即師父當面將琴曲教與徒弟。古代的古琴譜中，會有對於節奏的暗示，比如對於左手指法的「緩上」，這個「緩」字也需要演奏者衡量「有多緩」。不僅如此，如果演奏者拿到譜子而沒有聽過原曲，那麼想要演奏出原曲的幾率甚小，比給文言文斷句要難上百倍。因此，琴曲的教授與傳承也因為獨特的記譜方式而變得困難。所以為了讓傳承變得簡單，現代的古琴家會對減字譜進行打譜，並製成有節奏的簡譜，制定統一的標準，便於更多人學習。然而，理論上來說，只要對音樂有自己的理解，每個人都能打譜，同一篇減字譜，不同的人能彈出不同的琴曲，並各有千秋。有人認為這是古琴傳承的困境。從這個角度來看，好像古琴曲是沒有固定的DNA的，不同的人會把DNA變得不一樣，在「確定性的表達」中，也有很多的不確定性。然而，這種不確定性，並不是說古典音樂沒有固定的DNA，而是「自由」就是它的DNA。同一首曲子，不同的人彈，或即便是同一個人彈，在不同的心情、情境下，也會彈出不同的感覺。以阮籍的古琴名曲《酒狂》為例，現代的打譜會將前面打成三拍，類似於華爾茲的感覺，初學者如果看這樣的簡譜，很容易就會像跟着節拍器彈琴那樣，彈出三拍三拍的形式。這首曲子也因節奏易掌握，技法簡單而被劃為簡單級別的琴曲，初學者很快就可以接觸到。然而，在古代，酒狂的節奏真的是有規律的三拍子嗎？試想這首曲是在什麼樣的情境下被創作的？在一個文人喝醉的情況下，他的步履幾乎不可能有章法，因此，前面的三拍，很像是描述其行走的狀態，就不太可能是那種有節奏的步子。而是，長短不一，緩急不同的踱步。試想，在皎潔的月光下獨飲，吟詩，然後起身後發覺自己微醺，在庭院中踱步，步伐輕盈卻有些不穩，這種情況下，琴曲的表現，應該是輕柔而、安靜，有一些興奮的；若是在眾人歡聚後的酩酊大醉，步伐就應該更加不穩，更有力，這時的琴曲，應當是熱烈的。所以，不同的心境、情形，也會使得琴曲表達不同。此曲的難點或者說精髓，應當是演奏者對於節奏、情緒的把控與表達。所以，在之後的古琴創作，應該保留其「自由」的DNA。這種自由的DNA，是有着創造性和包容性的。它包容每一位演奏者加入的經歷與情感，也給其無限的發揮空間。在某一時刻，人琴合一，進而與天地合一，那就是最美妙的琴曲。

三、在音樂韻律中發掘「DNA」的信息流動

DNA攜帶基因，每一個個體的DNA都是不同的，通過轉錄將遺傳信息傳到mRNA，mRNA是攜帶遺傳信息以及決定蛋白質合成的模版。mRNA的遺傳信息通過翻譯合成蛋白質。蛋白質直接決定了個體的性狀，即個體原生的模樣。因此，通常情況，獨特的DNA會控制合成獨特的蛋白質。DNA的遺傳信息，會分成不同的段，形成不同的mRNA，分工控制合成各種蛋白質。這種過程就是「同一源頭的不同信息提取」。然而，同樣的DNA，同一片段，在不同環境條件下，也可能合成不同的蛋白質。比如在翻譯的過程中，攜帶相同遺傳信息的mRNA，也可能因為環境的變化，條件不同，而合成不同的蛋白質。一條m RNA會合成多條肽鏈，如果環境影響了肽鏈的組裝方式，蛋白質就會不一樣，性狀就會不同。這種情況，就是「相同信息的不同表達結果」。在轉錄過程中，遺傳信息由DNA流向mRNA時，這個過程中有mRNA的「加工」，因此同樣的DNA也可能會形成不同的mRNA。這種情況是「相同源頭的不同信息加工」。

一種藝術在形成之時，其DNA便也形成了。比如中國古典音樂，它的自然之聲，它的調式，它與文學之間的聯繫，這些都是最能代表其性狀特徵的DNA信息。最原始的音樂隨着人類文明的發展，現在已經不是最初的樣子，但這並不意味着其DNA發生了改變。其實，我們現在聽到的不同類型的音樂，都是在「性狀」層面的信息表達，並不是其DNA真的發生了變化。

源頭相同，提取的「遺傳信息」不同，其表達效果就會不同。以古琴音樂為例。古琴起源於三千多年前，是中國最古老的樂器之一。關於它的創造，有不同的說法。《琴書》說，伏羲削桐為琴。《琴操》說，伏羲氏作琴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史記·樂書》中記載，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這些說法雖然不一，但是從中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信息。古琴是生於自然的，並且彈奏古琴可以修身養性，使得天地人合為一體。古琴的三種音，泛音清麗，對應天，散音渾厚，對應地，按音豐富，對應人。古琴是聖人所創，帝王所制，在禮樂治國的時期，古琴音樂可以起到教化的作用，作為儒家的代表，孔子學習並彈奏古琴，並認為「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而古琴其實與道家有着很深的淵源，它與自然相生相伴的特質，也順應「無為而治」的理念。後來古琴成為文人音樂的代表，在文人這一群體中，古琴成為他們愉悅心性，寄託理想的方式。然而，「文人音樂」在不同的環境下，表現的形式也有所不同。同樣是古琴，可以從中提取不同的信息去表達不同的情感。「我正風前弄秋思，君應天上聽雲韶」，此時古琴與宮廷音樂相和，琴者與友人把酒言歡；「歸去來兮」，詩人攜琴歸隱田園，遠離喧囂，自得其樂；「高山流水」，在自然與琴聲中覓得知音；「廣陵止息」卻能在琴聲中感受到刺骨的寒冷與激昂的情緒。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的不同，改變着人們的精神需求與感情寄託，也改變着音樂的風格與形式。

源頭相同，環境不同，加工的mRNA不同，傳達的信息也會發生變化。古琴曲《流水》在最初是與《高山》同為一曲的，在神奇秘譜中，對於《流水》有這樣的題解：「《高山》、《流水》二曲，本只一曲，初志在乎高山，言仁者樂山之意，後志在乎流水，言智者樂水之意。至唐，分為兩曲，不分段數。至宋《高山》分為四段，《流水》為八段。」不僅如此，流水最初的版本沒有現在流傳版本中的七十二滾拂，後來咸豐年間的古琴大師張孔山道長加入了七十二滾拂，這一段就是用音樂比擬流水的節奏，這首琴曲也開始從寫意轉向了寫實，審美感知上由「神似」轉向「形似」。在創作之時，這種「改編」受到了很多非議，有琴家稱之為位「適為知音者捧腹」。很多人認為，傳承就是要原原本本傳下去，而創新，會降低其原有的藝術價值。然而，如果研究《流水》的DNA，它是俞伯牙所演奏，以此覓得知音。然而，如若後世之人不再能接受「寫意」的音樂，那麼演奏出這首曲子的時候，又從何覓得知音呢。楊倫在《伯牙心法》中對流水有這樣的描述：「鏦鏦錚錚, 幽澗之寒流也；清清冷冷，松根之細流也；浩浩洋洋，江海之長流也；驚風驟雨，瀑布之飛流也。換羽移商，審音知妙，是在聽之者耳。」因此，在營造出意境之後加入流水更為具象的表達，為藝術打開了一個新的大門。同樣的「流水」DNA，隨着從古到今不斷豐富其內容效果，讓古代藝術變得更加流行，更能夠覓得「知音」， 展現出不同的時代特徵。

源頭相同，傳承傳播的形制不同，也會有不同的表達效果。中國古典音樂的DNA有着顯著的「自由」的特性，每一首曲子是DNA的一段序列。然而自由是所有音樂DNA的共性，只不過不同的音樂有着不同的自由度。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古人都希望用記譜的方式，將音樂DNA傳下去。但是由於不同的文化中記譜方式的不同，DNA的序列也有了不同的表達效果。比如酒狂不同彈法，就是同一序列在不同條件下的效果表達。然而，西方音樂的五線譜記譜精準，看起來好像並沒有這種「自由」的概念。西方音樂與數學有着頗深的淵源，它更像是精密複雜的儀器，以交響樂為例，如果演奏中某一個樂器出現與原譜不符的地方，就可能是很明顯的錯誤，甚至給整個音樂會帶來災難。但是，西方音樂同樣的DNA序列也會有不同的表達效果。比如，同一首古典音樂作曲家所寫的曲子，不同的樂團卻能演奏出不一樣的效果。在音樂會呈現前，指揮先進行樂譜的學習，在尊重原曲的同時，會加入自己對音樂的理解，每個指揮的經歷、學問、情感的不同，想要表達的效果也會不同。當指揮把自己的理解傳達給樂手時，會給樂手發揮的空間，樂手通過指揮的描述加入自己的理解與情感，再用高超的技術將想像變為現實。比如，在《沃爾塔瓦河》的前段，音樂表達了河流流淌的狀態，指揮可以描述河流的緩急與波瀾起伏，而樂手甚至可以在此基礎上描述河流上的波光粼粼。這便是西方古典音樂的魅力之一。如果說中國音樂是在一個基點上創造一個無邊際的輝煌天地，那麼西方的音樂則是以天地為邊界，在邊界內創造一個美妙世界。

四、在傳承創新中實現古樂「DNA」的時代表達

中國傳統音樂文化歷史悠久、博大精深，在現實地域和歷史時空中廣泛分布，內涵豐富、藝術與學術價值極高。面對如此豐厚的傳統音樂財富，絕不能讓中國古典音樂僅僅記在史書上、活在回憶裏、駐在展覽館，要感知環境變化，適應時代需求，做到古樂新聲。

在傳承方面，作為創作者，要做好源頭研究，提高個人學識，內涵與修養，尊重傳統，尊重經典，原原本本的聽學研。我們也要理解，保護傳承並不是一成不變，而是要推陳出新。中國古代音樂傳承到現在，其形式早已與最初的樣子大有不同，其演奏的環境也不復從前的模樣。現在的古典樂，在當時也是風靡的流行樂。隨着環境的變化，每個時代流行的元素不同，音樂曲風也會隨着變化。無論在任何時代，人們都需要音樂，讓音樂成為永恆的不是它的形式，而是它永不消逝的DNA與精神內涵。

在創新方面，要堅持守正創新的原則，處理好變與不變、繼承與發展、原則性與創造性這一辯證統一的關係。音樂從古代流動到現在，吸收了人類的情感、自然的精華和時代的精神，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作為現代的創作者，我們應當理解在音樂的傳承中，哪些部分變化了，哪些部分沒有變。在創新的過程中，要研究分辨古典音樂的DNA所在，弄清楚哪些部分是可以因為環境不同而改變的，哪些部分是不可以改變的。在保護好音樂DNA的前提下，創新表達方式，適應時代發展需要，把音樂作為重要載體，着力推動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在發展方面，要適應科技的進步，社會的變革，以及人類精神生活的需求，在保護DNA的基礎上大膽創新，不怕爭議，不怕錯誤，保持自己的本心，堅持自己的信仰，在傳承與創新中融入自己的生活故事，並探索跨學科領域的創新與發展。音樂與傳統文化是創新的靈感與基石，若能運用多媒體技術與平台，應用科技，將古樂融入到跨學科創作及當代的文化生活中，使更多人能夠接觸並欣賞到中國古典音樂的美，讓中國古典音樂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煥發新的活力。

（作者為Assistant Lecturer, School of English, Faculty of Arts, The University of Hong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