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力外賣騎手等掙脫系統束縛 優化平台推薦機制傳播正能量

【編者按】快遞小哥、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困在算法」裏的行業群體，長期是輿論關注和討論熱點。11月底，國家網信辦等四部委啟動「清朗·網絡平台算法典型問題治理」專項行動，明確指出防範盲目追求利益侵害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嚴防一味壓縮配送時間導致配送超時率、交通違章率、事故發生率上升等問題。詳細公示時間預估、費用計算、路線規劃等算法規則。

人工智能算法等新技術的發展給生活帶來了新的便利，但相對地，數字時代給人類社會帶來的深刻變革，引發種種矛盾和問題，亟待系統性、常態化的監管和治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生存在算法時代的個體和群體角度出發，就算法治理監管等問題採訪技術、經濟、管理、傳播、心理等多個領域的研究專家學者，對現階段中國的算法治理提出有益思考和建議。

算法究竟有沒有價值觀？這一問題曾在業內廣泛討論。有業內人士表示，算法是由人決定的，程式是人編寫的。人有價值觀，那麼算法一定也有價值觀。最簡單的例子是，如果把按照點擊率排序改為按照搜索關鍵詞排序，所呈現的信息流截然不同，一個有趣，一個有用，這就是不同價值觀的體現。

在此次國家網信辦啟動的專項治理中，在國家層面明確提出要增強算法向上向善服務保護網民合法權益，便利未成年人、老年人獲取有益身心健康的信息，健全完善正能量優質內容池，優化算法推薦服務機制，積極傳播正能量，促進算法應用向上向善。●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蘇雨潤 北京報道

技術層面應該如何為算法構建出向善的價值觀？內地知名人工智能公司中科聞歌人工智能專家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可以通過在設計算法模型時嵌入特定的價值觀等方式引導算法向善。首先是通過語料的訓練與優化，確保算法使用的語料自主可控，避免「黑盒語料」帶來的不透明性，涉及數據的選擇、清洗和增強，以及通過多樣化和平衡的數據集減少算法決策中的歧視和偏見。

程式設計者需自律

在價值觀的嵌入與引導方面，這位專家表示，可以在模型訓練中嵌入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價值，防範算法體現違規、負面、不良價值。「這要求算法設計者在開發過程中自覺遵守倫理規則，主要體現在數據收集、處理和標注等算法研發流程中，確保算法輸出符合社會倫理標準。」

「算法的運行常伴有一種虛假的『客觀性』」，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講師李直表示，這一方面因為人們傾向於相信建立在數據基礎上的計算和優化具有客觀性，另一方面因為算法的確可以自動化運行，很少需要人類的干預，所以表現出獨立運行的自主性。然而，算法運行所需的數據就是現有人類實踐的結果，這些數據可能已經包含了現有社會結構中的歧視及語言和行為上的不平等。

加強平台自我管理

李直認為，要真正實現算法向上向善，就必須釐清算法結果和特定平台利益之間關聯，也即釐清平台是否通過算法利用用戶的成癮性、獵奇心理和貪婪心理等因素來謀求不正當的利益，這樣才能夠有針對性地對算法推薦內容進行管理，並從根本上降低平台濫用算法的意願。與此同時，還要建立算法結果的責任制，加強平台對算法推薦內容的自我管理。

法國經濟學家塞德里克·迪朗（Cedric Durand）所著的《技術封建主義》一書中，將算法背後的企業視為「地主」，用戶視為「農奴」，算法統治的現象，類似於封建社會中農民對土地的依附，將用戶束縛在數字平台的「領地」之中，無法逃脫算法的控制。外賣騎手和網約車司機被認為是「地主和農奴」最典型的案例，他們覺得自己工作很自由，不受老闆的監管，想幾點工作就幾點工作，一切完全取決於自己，好像獲得了某種自主權，但實際上，除了遵循平台算法給出的訂單、路線與價格，他們別無選擇。

李直曾就「技術封建主義」與大學生們進行過一場對話，引發廣泛關注。他部分同意迪朗的觀點，「平台經濟中對於內容的高度控制和定制化展示，實際上對消費者和生產者都產生深遠的影響。相較於可以選擇不同平台滿足需求的消費者，外賣騎手或網約車司機這樣的生產者選擇權有限。他們作為生產剩餘價值的勞動者，平台希望對他們進行嚴密的控制，以最大化自身利益。這種控制通過高度精細化的算法實現，使得生產者幾乎無法拒絕平台的指令。」

增強算法的透明性

2023年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九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數據顯示，上述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已達8,400萬人，佔職工總數的21%。在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中，職業危險系數位居榜首的無疑是外賣行業。據內地媒體引述上海市公安局交警總隊發布的數據，2024年10月28日至11月10日的兩周內，美團和餓了麼的外賣騎手違法總數位居前兩名，違法總數分別為10,749次、9,255次，其次為順豐同城、閃送等企業。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李直認為，針對外賣騎手等零工勞動者的算法治理勢必要平衡平台和勞動者的權利不對等，其關鍵在於增強針對勞動者算法的透明性和可追溯性，合理降低勞動者的勞動強度，同時要加強勞動者的話語權和反饋途徑。

「問題的關鍵在於，算法背後是人，是平台為了自身利益而精心設計的控制工具。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穿透算法控制邏輯中的自動化和無人化表象，看到其背後的複雜利益關係。」李直認為，要推動算法改革，需要策動相關的主體去對算法進行審視和調整。我們需要知道誰是算法的受益者，他們獲得了多少利益，以及是如何獲得這些利益的。只有穿透算法控制邏輯中的表象和利益關係，推動相關主體進行變革和調整，才能為生產者創造一個更加公平和合理的勞動環境。

不過，李直坦言，單純通過算法治理並不能完全解決零工勞動者的困境，因為除了收入和過度勞動的問題，他們還要面對靈活用工產生的不確定性。這就需要有關部門有針對性地建設更適合零工勞動者的社會保障系統，加強醫療保險、失業保險、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險制度對零工勞動者跨平台、工作時間不確定等靈活性的適應性。

建立統一倫理框架

「算法的設計與數據的應用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倫理問題」，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鄧弘林認為，為確保算法能夠朝着「向善」的方向發展，應當建立一套統一的倫理框架，涵蓋公平、公正、透明、無歧視等基本原則。同時，這一框架應鼓勵開發者在算法設計過程中考慮社會責任和人類福祉，確保算法不僅追求商業效益，還能促進社會的整體福祉。在數據倫理方面，考慮到數據是算法的核心基礎，必須制定嚴格的數據隱私保護法律，確保個人數據的安全和隱私不被侵犯，防止數據濫用與洩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