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1613—1682)，江蘇崑山人，後世稱他作「亭林先生」。他原是明末秀才，清兵入關後，他和南方許多仁人志士，參加了抗清行列。失敗後，他遊歷四方，聯絡復明，最終壯志未遂，便在陝西華陰縣定居，著書立說。他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明末三先生」或「明末三大思想家」。
顧炎武一生致力於學術研究，留心於經世致用之學。他「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他對宋明所傳心性之學，深感不滿，主張「著書不如抄書」。晚年側重經學的考證，考訂古音，分古韻為10部，認為「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著有《日知錄》、《音學五書》等。他是清代古韻學開山祖，尤對切韻學更有貢獻。
顧炎武學術的最大特色，是反宋明理學的唯心主義的玄學，而強調客觀的調查研究，開一代之新風，提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所以他強調做學問必須先立人格：「禮義廉恥，是謂四維」，提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學者錢穆教授曾表示，顧炎武的理想最值得注意，是對風俗的重視，正因他論政多着眼於風俗人心。他十分針對明末空疏的學風，提出「博學於文」、「行己有恥」作為立身行事的最高標準。他恥於講空虛玄妙的天道性命，而在積極於天下國家大事。所謂「文」者，也是經世致用的有益學問，合乎「明道」、「紀政事」、「察民隱」等原則。因此，他所著的《日知錄》除講求治學的實踐外，更認為改造社會在於移風易俗。他說：「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 （《亭林文集·與人書》）
故此，錢穆教授認為顧炎武論史，尤重風俗。亭林指出「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而「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所以他不喜空談心性，卻極重視人的道德生活，就是「行己有恥」。他的主張，正是針對當時的社會風氣，以及以歷史的興衰為證據，指出風俗的重要，與「亡國」和「亡天下」有密切關係。所以錢穆在闡述顧炎武的學術思想時，一再提醒大家要注意他尤重風俗之因。
顧炎武說過：「蓋天下之治亂，本之風俗；風俗之盛衰，由於一二賢知之士。天下興亡，匹夫固宜有責，亭林所唱行己之教，大體如是。」他在明末時曾加入「復社」，反對宦官擅權，證明他深知明代中央集權所帶來之種種禍患。
清兵南下時，他曾在蘇州組織義師抗清，亦證明他不接受異族入主統治。所以他知「亡國」，只是易姓改號，但「亡天下」，則是文化道德淪亡、綱紀倫常崩潰，那就是全民族的命運了。故此他提出改造社會，及謀求理想政治的主張—即「整頓風俗」和「郡縣分權」的主張。
他所提倡之整頓風俗，以教化綱紀為關鍵，以移風易俗為大要。據錢穆所標示，包括：
引獎厚重：以崇厚重之臣，退輕浮之士；
貶鄉願：老子之學與孔子之學乃似是而非；
倡耿介：提倡堯舜耿介之道；
尚廉恥：因廉恥是正立人之大節。
至於推動「教化綱紀」，原則在於「立名教」，即引導天下人愛「名」，「以名為利」，培養出忠信廉潔的風俗，就改造了社會的風氣。他想藉「清議」作為輿論制裁，約束人民行為的力量。這樣，縱使天下大亂，若人心風俗仍能維繫，也不至於土崩瓦解，陷入「亡天下」的絕境。就算短時期的「亡國」，也有希望救補。
這方面的理論，正反映他針對出明亡之因，在於風俗之壞、貪污之害，以及他念念不忘的異族統治之恨。故此他經常提及對外武功鼎盛的漢朝，多方面提倡漢學，而貶斥害得明亡的宋代理學了。
錢穆亦論及顧炎武的政治理想，「則有郡縣分權及地方自治之主張」，因他覺得宋亡與明亡，有很大程度的相似，皆是「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也。」這是太過中央集權之弊。他提出一種將封建、井田、宗法、學校調和折衷的方法，希望「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這就是他所創的《郡縣論》。
顧炎武為何認定他這套理論可成功解決中央集權之弊呢？原來他還有一套「人性自私心理」的邏輯，去輔助和支持這個理論的。他認為「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即是若縣令把所轄之地、所管之民，皆如其「私有」，他必愛之、護之，不會再出現「王仙芝、黃巢之輩，橫行千里，如入無人之境也」。
大家可以看到，顧炎武雖然有一定的政治抱負和邏輯，但在經世濟民的背後，仍是封建的思維與立場。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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