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的譯文作品不僅是語言的轉換,更是一種文化的傳遞和重構。」在浙江寧波舉辦的第九屆浙江書展現場,李以建深入淺出地為讀者解讀了金庸的「另一支筆」——從專欄隨筆到編劇作詞、從影視藝術評論到涉獵廣泛的翻譯寫作,讓現場讀者從多個角度重新認識和了解這位世界文壇巨人的傳奇創作生涯。
談及金庸譯作的珍貴價值,李以建以金庸的譯文作品《達蒙·魯尼恩短篇小說選》為例介紹道,金庸敏銳地捕捉到魯尼恩文風的精髓,在翻譯時不僅保留了原著的生動幽默,還通過運用粵語俚語、貼近中國讀者的表達方式,使得譯文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風格,又融入本土的文化色彩。如果說莫洛亞的《幸福婚姻講座》是透過人類婚姻現象,去挖掘人性深處的困惑和抉擇,那麼金庸創作的武俠小說則是以虛構的武俠江湖,淋漓盡致地揭示人性的複雜和永恒。二者貌異神同,筆鋒都有力地探及人性的深處,這恰恰是文學創作的終極真理。
「金庸受東西方文化的影響,英語講得特別好,所以他最後寫歷史博士論文的時候也是用英語。」李以建說,當時的電影基本上都是外文,金庸有好的翻譯機制,並且非常了解電影,因此才能寫出好的電影評論,而電影評論的寫作對其小說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像《幸福婚姻講座》這種劇本的形式,結構非常精彩。」●香港文匯報記者 連慜鈺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