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專家王巍解說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小凡）我們常說「中華文明五千年」，但事實上是否如此？要想確定這個答案，就要追溯中華文明的起源。配合不久前開放的「中華文明溯源」特展，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昨日（9月25日）舉行專題講座，由「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王巍負責主講，主題為中華文明的起源與形成。

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簡稱「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為國家所支持的重大科研項目，以多學科結合的方式研究中國歷史與古代文化。王巍分享了對各個考古遺址的調查及研究，包括浙江良渚和陝西石峁、山西陶寺、湖北石家河等，並以多學科綜合講解各個區域的文明化進程、環境背景、生業形態、社會分化、相互交流、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模式與機制、道路與特點。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緣起

王巍曾在日本留學，閱讀世界文明史時發現，日文書籍中對中華文明的記載竟只有3300多年，這與他身為中國人，學着「中華文明五千年」長大的認知產生差異。他查詢得知，相比國際公認的兩河流域文明5000年，印度河流域文明4500年，中華文明的起源在國際學術界卻未有更深入的研究。

中國古籍常以黃帝與炎帝之時標誌着中華文明的發端，但古籍中關於這段時期的記載，往往彌漫着神話的霧氣，屬古史傳說範疇，難以直接作為信實的歷史記錄。直至二十世紀末，國內外學術界尚有相當一部分人對中華民族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說法持保留乃至否定態度。中國史學界的主流觀點認為，中華文明應始於夏朝，這是我國歷史上首個王朝。

為消除社會與學術界之疑雲，明確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及發展的歷程，實證中華民族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事實，藉助考古發掘所得之新材料進行深入研究與驗證顯得尤為關鍵。因此，2002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項目正式立項。

釐清文明與古國概念

在正式展開討論之前，王巍先澄清了幾個關鍵概念。他首先定義了「文明」，文明是人類文化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其基礎在於生產發展導致的社會分工不斷加劇，進而產生階級分化、王權和國家。接着，他區分了「文明起源」與「文明形成」兩個概念，認為文明起源始於社會分化的初期，而文明的形成則標誌着進入王權國家階段，這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國家的出現是這一轉變的關鍵點。

隨後，王巍引入了「古國」這一概念，指出在夏王朝建立之前，中國處於一個被稱為「古國時代」的歷史階段，這一時期大約從黃帝、炎帝到堯舜禹時期，各區域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社會階層分化日益加劇，貴族階層逐漸壟斷了祭神和軍事指揮的權力，加速了向文明社會的過渡。

為了具體說明古國時代的特點，王巍教授以東北遼寧西部的西遼河流域的牛河梁遺址為例。該遺址年代大致在5800至5200年前，位於丘陵地帶，考古發現表明當時已經存在複雜的祭祀和墓葬制度。特別是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玉器，如玉龍、玉龜等，不僅展示了高超的製作技藝，還反映了當時社會等級制度的嚴格。此外，遺址中的女神廟和祭壇等遺蹟也表明當時人們已經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宗教信仰和祭祀體系。這些發現揭示了古國時代中國文明的早期形態和發展水平。

力爭良渚有國家形成

王巍談到，按照傳統文明三要素，即：冶金術、文字、城市的標準來衡量，良渚文化要升格為文明似乎有所欠缺。但王巍向國際學術界指出，世界範圍內也存在不符合三要素卻被廣泛認可的文明，如瑪雅文明和印加文明。因此，他提出了「中國方案」，認為生產發展、人口增加、城市社會分工、社會分化加劇、階級與王權出現是國家形成的主要標誌。

為了證明這一觀點，王巍列舉了考古遺存中的都城、宮殿、大墓、禮器以及戰爭暴力等五大特徵，這些都是國家與王權存在的直接證據。即便沒有冶金術和文字，其他方面的發達也足以證明文明的存在。王巍的研究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認可。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的學者也認為，良渚時期所謂的原始社會實際上已經達到了國家的標準。2019年良渚遺址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更是對中國文明史研究的一大肯定。

此外，王巍還介紹了長江中遊的石家河遺址、黃河中遊的陶寺遺址等區域性文明的發展情況。這些文明在交流互鑒中共同推動了中華文明的演進，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格局。最終，他總結了古國文明發展的三個階段：從權力初步形成到不斷強化，再到區域間文明的相互交流與融合，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深遠歷史淵源。

由社會分化推理到尋找古城

講座結束後，王巍被詢問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哪一個考古研究或發現對他最具意義。王巍表示，他表示最具意義的發現莫過於良渚。他坦言，接受這項任務時，團隊內心充滿了忐忑，因為當時的目標是尋找冶金證據與人類聚居地，而這在當時看來並非易事。

王巍進一步回憶，2002年至2004年間，各地陸續發現了大墓，如凌家灘、牛河梁、良渚等，這些發現極大地豐富了考古資料，但卻始終未能找到與活人居住場所相關的遺存。他認為，如此巨大的社會分化現象背後，應有宮殿乃至城址的存在。因此，探源工程的重點轉向了尋找高等級建築及城址。終於，在2006年，浙江大學教授劉斌幫助團隊發現了良渚古城的城址與城牆，其規模之大，令人震撼，達到了300萬平方米，這一發現無疑成為了他考古生涯中的高光時刻。

至於難忘的故事，王巍表示，是三星堆。他自認運氣極佳，能在從事考古40年之際參與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作為三星堆考古專家組的組長，他全程參與了計劃的制定與實施。雖然心中充滿忐忑，但當第一件青銅器的邊緣露出，顯現為一尊高大的銅尊時，他深知這坑中必藏有更多寶物。這一發現不僅驗證了他們的判斷，也為整個考古團隊帶來了極大的喜悅與滿足。

利用香港傳播中華文化

觀眾向吳志華就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如何更有特色地向世界展示中華文明提出了問題。吳志華表示，此次在香港的展覽不僅僅是文物的展示，更是中華文化與文明的傳播。為了讓觀眾更好地理解和欣賞這些文物，他們在展覽設計上下了很大功夫，不僅注重學術性與觀賞性的結合，還巧妙運用了現代多媒體技術來增強互動性與趣味性。此外，他特別感謝了文學家、考古學家以及國家文物部門的支持與協助，使得這次展覽能夠成功舉辦並受到廣泛好評。他表示，這期文物挑選的內容實在是非常出色，關鍵在於它們如同今日的講座一般，能讓大眾輕易理解。內地擁有眾多的文物，它們對我們探索中華文明起源這一主題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此外，這也是過去二十年來探源工程的成果，第一次如此全面地在香港展出。

吳志華表示，「當年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成立之初，我們便有一個創新的理念，即利用香港這個平台，更好地傳播中華文化和文明。因此，去年我們舉辦了一場特別的展覽，即三星堆發掘後首次離開原址來到香港展出。這一切的成功，離不開業界同仁的鼎力相助以及國家的全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