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非遺文化電車於歷史中穿梭 葛亮：文學讓自己成為「在場者」

在早前的香港書展中，剛於「第18屆香港藝術發展獎」榮獲「藝術家年獎（文學藝術）」的當代作家葛亮，笑稱一位讀者曾對他說，認識他是通過高考考題。從南京到香港，從「家城」到獲得更多創作啟示的「我城」，葛亮在文學批評者與作者這兩個相互成全的身份間，不斷平衡情感與視野。又帶着無限的熱情探入嶺南文化與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技藝，為《書匠》、《飛髮》、《燕食記》等小說輸送養分、建構厚度。訪問中，葛亮從新作《靈隱》說起，他認為，文學的虛構不是無源之水，作家需要建築堅實的場景，成為「在場者」。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竹

葛亮表示《靈隱》開啟了他長篇小說創作之路的新起點，他也在此書中加入了更多人物間的情感糾葛。自2000年從南京來港至今，葛亮不斷在內心積聚對香港的情感，體味嶺南文化，循序漸進地探入這方水土的脈絡。《靈隱》也幫助他開啟了有關於「南方圖志」的新系列。

香港也有靈隱寺

在《靈隱》中，葛亮使用了大量粵語，他認為對於一個文化語境而言，語言的構成方式是一個樣本，而不只是語言學層面的探討。他指出，嶺南語言古雅也接地氣，因此語言是表達情感的一件利器。他也在《靈隱》中借用了元代高僧釋惟則的一句詩「人道我居城市裏，我疑身在萬山中。」來傳達他對香港的感知。他說：「雖然你是一個都市人，但你身後是非常浩漫的歷史，而這種歷史也相關於自然，它是不忘初心、不忘本心的。」

談到書中的各地靈隱寺，葛亮稱自己很晚才知道香港的靈隱寺。他提到法國電影《雙面薇若妮卡》，表示其中人物的鏡像關係美好又出其不意；香港的靈隱寺就令他產生了這種感覺。他指出，人們常會對一個稱謂或文化意象產生某種刻板印象，如在聽到「靈隱」時，首先想到杭州或江南。但知道香港也有靈隱寺這件事，幫助葛亮打通了嶺南與江南之間的文化區隔。

提起自己的「老本行」，葛亮表示現當代文學批評是他在香港的起點，他認為批評者的姿態不同於創作者，因為批評者常將文本看作是研究對象，但能夠體會研究對象的甘苦也很重要，因此葛亮開始進行文學創作。他也發現了批判與創作的互補關係。他指出，研究可以鍛煉邏輯思維，而對於創作者來講，建構大體量的長篇小說也要有把握結構和格局的素質。

談及多本書中寫到的家城南京與香港，葛亮指出，有時恰恰是兩城間的差異感，讓他發覺家鄉的獨特；他也突然在某一時刻，對描寫家城的美好產生了使命感。這也是他創作長篇小說「家國三部曲」之《朱雀》的契機。

在葛亮眼中，香港是一座當代性與歷史元素和諧共存的城市。作為大學教授的他，常建議學生通過空間移動感受香港的文化氣象。「從堅尼地城坐車一直向東走，直到筲箕灣。這段路的感覺，就是歷經了香港不同時間和歷史的節點。你可以隨電車的聲音，完整、具象、生動地感受香港豐富和多元的在地化。我覺得能做到這一點的亞洲城市真的不多。」

在《北鳶》中尋來處

葛亮在《靈隱》、《飛髮》、《瓦貓》等作品中皆有將筆觸落到一群手藝人的身上，這也和他研究非物質化遺產（非遺）有關，而這個研究方向的開啟與他創作中篇小說《書匠》同期。「家國三部曲」之《燕食記》也是從此脈絡中派生出的一部作品，因粵菜也是非遺關鍵的一部分。

葛亮分享，他選擇研究非遺，也是為以當代寫作人的視角觀察世界。他表示，很多當代人都有一種「無根的焦慮」，因為人們會在同質化的環境中流轉和遷徙。「我們可能在某一瞬間，因為網絡文化的盛行和推進聽到同一首歌；我們可能在第一時間知道某種流行服飾所構成的元素或輪廓；我們也可能在任何節點，感受到漫威最新電影帶來的強大的視覺衝擊；這些資訊的強共識性會讓人們在自我心理進化，或是迭進時陷入一種極速狀態。」

從另一個角度講，人們也會對自己的「來處」產生疑問。因此葛亮通過創作「家國三部曲」之《北鳶》，從祖輩的角度尋找自己的來處，從他們的生命體驗中，感受近代史人物的命運及根系所在，也因此選擇了「風箏」這個意向。他點明，風箏雖飄忽不定，但其身後仍有一條引線：「無論你走得多遠，這根引線也還是會把你拉回到原鄉，讓你的內心有一種依持。」

貼近匠人的強大內心

葛亮分享，他祖父遺著的修復是《書匠》非常重要的切入點。他也從而接觸到古籍修復師這一不為太多人熟知、但又充滿魅力的職業。他表示，古籍修復看似不複雜，但卻需要經過艱辛且漫長的20多道工序。他指出，修復過程中，修復師在讓古書重煥光彩的同時，也於當下穿越了紙張、進入了歷史的記憶。

葛亮點明，很多人總會站在外來者、研究者、學者等角度，認為自己需要去挽救匠人與延續他們的手藝，「但當你出現這樣一種自我定位時，其實是需要警惕的。」在葛亮慢慢接觸這些匠人的過程中，他發現了這些人或許不自知的強大內心。隨着對他們的逐漸熟悉，他也發現了他們值得仰望的一面。

他表示，很多當代人會有「因勢利導」的想法，不斷在某一時間節點進行自我變通，但匠人只會專於眼前工作，或許不善言辭。葛亮仍記得在澳門接觸的一位造像師對他說：「我還是直接做出來給你看吧。」因為對匠人們而言，以手來表達遠比語言更加順遂。「所以當你覺得他們的技術需要被拯救時，其實你已經在精神上錯失了他們。他們有時比你想像的更加通達。」

葛亮也指出，虛構能為作者提供極大的敘事空間，但任何一個小說作者都需要非常珍視和善待這個空間；也要以「不可僭越」作為一個基本前提。他以《北鳶》為例，表示此作品涉及到了大量史實，亦囊括很多細節。這也令他認定「格物」的重要性。他點明，雖然小說的虛構性會賦予作者類似君王的權力，但同時，格物的意義就在於所有的虛構都有所出處。他表示，當《北鳶》涉及到一些具體場景，如祭孔大典時，即便描述簡短，他也需要對整個祭詞的格式、主祭的祭服樣式等有所了解，如此也會使他的寫作更具底氣。

他指出，文學的虛構藝術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即使你不能百分百地復刻，也要讓自己成為一個在場者。」他續指，也許一些場景在整部小說的敘事或情節構成中，只是冰山一角，但作者要對自己有所要求，因為那之下可能是一個非常堅實的，讀者看不到但能夠體會到的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