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秋北 全國人大代表 立法會議員 工聯會會長

香港部分商界人士或許習慣了壓榨員工，忘記了生意之道，沒有把僱員視為自己的夥伴，同甘共苦。最低工資現時每小時只是40元，按照這個水平，就算是新機制下，時薪可能只是加一至兩元，商界為何非得要「算死草」反對最低工資輕微、溫和的加幅呢？給底層員工每年加這麼一丁點薪金，對於大部分正常營運的企業而言，應該可以應付得綽綽有餘。如果一家企業連最底層員工應有的工資都付不起，便需要檢討經營之道，而不應諉過最低工資。

「漣漪效應」只是藉口

其次，最低工資對經營成本的影響非常有限。一方面，收取最低工資的底層員工，基本上佔極少數。比如按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的說法，現時領取最低工資的僱員人數，只佔勞動人口約0.6%，大概只有1.7萬人。商界有所謂的「漣漪效應」說法，即底層員工的工資調升會令較高職位的員工要求加薪。不過事實上，現時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大概在2.1萬元左右。收取最低工資的，如每月服務150小時，加薪兩元的結果，只是每月多300元工資而已。對月入2.1萬元的員工來說，300元只是人工的1.4%。一般企業加幅都比這高；加得太少，很可能留不住人才，僱員紛紛辭職另謀高就。所謂「漣漪效應」，更多是製造假象、危言聳聽。更何況底層員工的薪金加幅其實對其他員工（特別是中高層的員工）影響微乎其微，甚至不會成為參考指標。

另有一種奇怪說法，就是以飯盒價格上漲為例，聲稱從以前的20多元漲至現在的幾十元。事實呢？就算沒有最低工資，香港的物價也是在持續上升。在1980年代尾至1990年代，當時沒有最低工資，但物價指數的升幅大概維持在每年8%至10%，最高為1991年的11.6%。顯然，物價上漲並非最低工資所致。在2023年，最低工資調整，由2015年的32.5元，一次過加到40元，加幅23.1%（實際上2015年至2023年每小時工資中位數的增幅為27.3%，還沒有考慮最低工資被「凍薪」了足足八年）。這段期間物價只加了2.1%。這可以證明，最低工資並非物價高企的關鍵因素。反而，百物騰貴的最根本原因，更多是其他方面的成本，尤其是租金成本。那麼，如果商界這樣憂慮成本和競爭力，為何從不要求規管租金水平呢？不規管一下地產霸權？所謂的「漣漪效應」是偽命題，更是一種透過壓榨底層員工，把利益最大化的恫嚇手段、貪婪話術。

合理工資才能產生消費動能

全球首個實施最低工資的地區是新西蘭，當地的最低工資法例於1894年制定，其後全球爭相仿效，現時大多數國家/地區均設最低工資標準，以此作為對收入不均的一種調節，作為對底層勞工權益最基本保障。如果最低工資是洪水猛獸，會嚴重破壞競爭力，為何各地還會實施？香港到2011年5月1日才開始實施最低工資，在勞工權益的保障上遠遠落後於全球趨勢。香港在勞工權益保障上，只是處於起點。本屆政府優化最低工資機制，提高對勞工權益保障的重視，值得肯定。

前述少數老闆所代表的商界及其意識形態，其實是不會用自己的利潤給員工發薪、加薪的，老闆從來都是讓消費者為員工發薪、加薪埋單的；商品價格是商品銷量的關鍵因素，定價權在老闆，這就解釋了有的老闆堅決抗拒最低工資的原因。

事實上，工資調整是達到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合理的工資才能產生消費動能，刺激經濟發展。市場不是靜態的，也不是零和遊戲。老闆資本家要是利益全取，經濟難以活起來，僱傭雙方就兩敗俱傷了。

最低工資新機制立意正確，讓僱傭雙方各走前一步，彼此才能有繼續走向前的可能。政府持續檢討機制，化解矛盾，是由治及興、各利益相關方達至共贏的結果。期望最低工資新機制能成為香港新型勞動關係發展的標誌。（續昨日，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