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武俠小說，在華人圈內幾乎無人不知，為何他卻說「金庸的武功，世人只識一半」？金庸前秘書李以建在香港文化博物館日前舉辦的「談金庸武俠以外的文化寫作」講座中，介紹了金庸在武俠小說以外以不同筆名撰寫的文化隨筆，包括電影評論、文藝評論、專欄文章、翻譯著作，以至佛學研究文章等，從多個角度認識和了解這位「一代武俠小說泰斗」的傳奇人生和豐富作品。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小凡

1955年2月8日，查良鏞開始以金庸為筆名在《新晚報》連載武俠小說，這一天正好是李以建的生日，而二人的緣分卻未止於此。1994年李以建來港，次年開始在金庸身邊工作，直到2018年金庸去世。共事廿四年，他感慨道：「查先生既是我的老闆，也是我的老師」。

那時，金庸已從報業退休，讓李幫忙收集整理自己過往的寫作資料。由於手稿零落，保存不多，金庸給出的第一站是香港大學圖書館。李以建在那裏複印了金庸的全部小說，後來，更是投入到武俠小說以外的收集整理之中。他將金庸武俠小說之外的寫作分為六大範疇：影話、專欄文章、翻譯、學術論文、散文、社評，認為金庸的話語世界中，有巨大的冰山之下的部分等待被發現。

影評經歷賦予小說畫面感

金庸在港最初的創作，始於1951年5月8日，在《新晚報》以「姚馥蘭」為筆名發表影評。然而寫影評的過程中，金庸幾乎每年更換一次筆名，從「姚馥蘭」到「林子暢」（1952年8月22日）再到「蕭子嘉」（1953年4月28日），據李以建分析，筆名的更換使金庸的身份經歷了由平易近人的女性，到影評人，再到莊嚴的影評人的轉換，這也是金庸在影評寫作上愈發深入的過程。

影評寫得多了，金庸對電影的積累也達到一定數量，他於1953年開始，以「林歡」為筆名為長城電影公司編劇，寫了7部劇本。1960年，更作為電影導演與胡小峰合導了越劇《王老虎搶親》。

李以建認為，金庸的影評經歷對他日後創作武俠小說有很深的影響，他將電影的方式用在小說寫作中，如描寫兵器打鬥時用「唰唰」等象聲詞，這是之前武俠小說沒有使用過的。另外，金庸寫出的武俠小說極富鏡頭感，運用「蒙太奇」等手法，使讀者讀來身臨其境，也是得益於他影評人和編劇的經歷。從影話到電影評論，從專欄到小說巨著，金庸的創作經歷了從短到長、從雜談到綜述性評論、從技術的介紹到運用、從細節推敲到總體把握的過程。

專欄文章五年半筆耕不輟

從1962年底到1968年，除67年停更半年外，金庸每天至少要寫4篇文章，包括連載小說、翻譯、專欄和社評，有時更同時連載兩部小說，李以建說，「一篇文章從一千字到四五千字不等，因此他動不動就是寫了百萬字」。因此在金庸身上，既能看到天賦，又能看到「天道酬勤」。

《明窗小札》是金庸在《明報》開設的國際評論專欄，《旅遊寄簡》則是金庸應邀參加國際會議期間寫的各地見聞，此外還有《在台所見、所聞、所想》、《論祖國問題》等有真知灼見的社論，許多評論在後來被證實很有預見性。

然而，由於早年間報紙保存不當，這部分文章沒有完全被後人讀到。李以建表示，多年來他積極推動《明窗小札》集結出版，已出版兩個版本，目前仍有一版在送審中。

學術和佛學造詣令人驚嘆

金庸在創作武俠小說之餘，亦會進行歷史學術研究，如《成吉思汗家族》、《論全真教》、《袁崇煥評論》等，附在小說後錄。

而晚年，金庸與佛結緣，《談「色蘊」》是金庸唯一公開發表的佛學研究作品。據李以建了解，金庸於1976年12月接觸佛學，1977年10月便着手寫《談「色蘊」》，且在一年半時間翻譯完了兩部《大藏經》，並寫出自己約8萬字的佛學論著，廣徵博引，馳騁於法海之中。他表示，金庸讀佛學書籍時，一目十行，彷彿「前世」曾經看過一樣，且善博聞強記，在小說中引經據典無需查閱原著。他形容金庸有「文字的般若」，「般若」即道理，金庸則能夠深入淺出地將大道理講明白。

李以建今年出版的「金庸選集」4冊書，含《金庸隨筆》、《金庸學佛》、《金庸影話》、《金庸譯作》，整理了金庸在武俠寫作之外的文學作品，給「金庸迷」全方位了解金庸提供新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