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仲鳴

少年時狂看武俠小說，不限於我是山人、齋公、金庸梁羽生。其中有個牟松庭，他的《山東響馬傳》，也讀之有味。後來，才知這位牟先生，就是高旅另一個筆名。他的武俠小說，已脫當年流行的技擊小說，可說屬於新派。於今的武俠史作者，只稱1954年的梁羽生，才是新派之始，其實謬矣，這怎可忘記牟松庭？高旅的武俠小說，始於1952年，梁羽生、金庸冒出頭後，他才輟筆，不寫武俠矣。原因不明。

翻羅琅編的《高旅卷》（香港：天地圖書，2015年），卷前有導讀，分別從高旅的三大類作品入手，即雜文、小說、詩。這三類，我都有瀏覽，《高旅卷》選錄亦恰當，可惜未選《山東響馬傳》，或者《紅花亭豪俠傳》，實屬遺憾。當然，歷史小說《杜秋娘》有節錄，已佳。

在高旅三大類作品中，他的雜文最令我驚喜，例如〈從八股文說起〉，見解另異，他說：「明清以八股文取士，據說是箝制了士子的思想，所謂代聖人立言，不能越出範圍，這就害了人，而它的破題、承題、起承轉合那套規格，實是桎梏云。把惡水一股腦兒倒在八股文身上。」

他指出：「現在見到凡是規格式的文章、演說，而內容又認為是陳腔濫調的，便給它一個雅號：八股。其實八股文不過是一種形式，猶之駢文、律詩之有一定格律，本身不成為罪狀。至於『代聖人立言』，倒是士流墮落，為了迎合上意，易於取錄的投機法門，自成習慣，便誤以為八股文在明代創行之初，就有這種規定，清代學者就如此，今日不過承其餘緒罷了。其實即使沒有八股文，他們也會逢君之『喜』的。」

八股文只是「格式」，罪不在它。我想，正如有些淫詩穢詞，罪不在詩詞的規律，而是內容也。

又如〈功臣和功狗〉，更見「標異」，他說劉邦、朱元璋做了皇帝，為何大殺功臣？高旅便說：「姬氏亡殷，李氏亡隋，何嘗大殺功臣？」那是為了什麼？高旅比喻說：「這可能與出身有關，叫化子拾到了金洋鈿，據為己有，時時在提防被人搶去，那心態恐怕比一般人更為強烈。一念之『差』，便『差』到了大殺功臣這一行當裏去了。」

又如〈包天笑是鴛鴦蝴蝶派嗎〉，這問題素有爭議，包天笑聽了便笑，認為據此說的文史學者是「喬太守亂點鴛鴦譜」，要那些人指出他的作品，有哪幾篇是鴛鴦蝴蝶的？

包天笑雖然否認，但新出版的中國文學史，「一貫其舊」，仍將他當作鴛蝴大將。奈何！

羅琅說，高旅的詩詞亦一絕，可惜被人「忽略」，我讀了，也覺不輸雜文，且看這首：「為覺胸中奇氣少，方謀鞭底響雷多。夫人買盡宣城紙，字屬塗鴉又奈何。」

他胸中的奇氣非少，而是每見奇高。他以時事入詩，不避「雜文」，已是「奇氣不凡」了。

高旅，是我以前「忽略」的一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