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訊 法律援助署高級法律援助律師張淑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細訴十多年在法援署的工作經歷，如何協助受助人爭取公義。張淑妍於2009年加入法援署，在署內工作期間曾任職不同組別，包括申請及審查科、訴訟科的刑事組、法定代表律師辦事處等，每個崗位均要接觸有不同需要的法援申請人或受助人。
張淑妍在2016年至2022年間在刑事組工作。對在私人執業時主力處理民事案件的她來說，初入刑事組時，感覺像回到見習律師的階段，要代表受助人上庭，走遍裁判法院、區域法院、高等法院及終審法院。在刑事案件方面，法援署署內律師主要協助受助人在裁判法院進行交付程序、在區域法院處理過堂聆訊，以及在高等法院原訟庭及上訴庭擔任指示律師等，而庭上審訊工作則通常由外委律師及大律師跟進，但法援署仍會密切監察外判案件的進度及外委律師的表現。
刑事案件的性質往往嚴重，例如販運危險藥物、謀殺及強姦等。如果被告不認罪，就要經法庭審訊，裁定有罪與否。被告申請法援，只要經審核符合條件的，法援署都會接手。被問到有沒有「揞住良心」打官司，她指初時的確有掙扎，尤其遇到風化案。不過，她內心十分肯定，就是受助人只要有合適律師團隊，有清晰的抗辯指示，在法庭得到公平的審訊，有罪或無罪，則由法庭裁決。
她重申，法援律師的本分，不是幫受助人脫罪，而是確保他們能在公平公正的情況下受審。
不認同「官派律師」說法
張淑妍表示，處理刑事案件責任重大，因為有些嚴重案件的判刑「一拍下去就幾十年」，謀殺更是終身監禁，絕對不能掉以輕心。她強調，法援署定會委派具質素、具經驗、對公帑負責任，對法庭和受助人負責任的律師處理個案，她對外界所指的「官派律師」的說法並不認同。
她表示，法援署的每一位同事都盡職做足本分，竭盡全力為受助人爭取公義。
張淑妍又指，每一宗刑事案件都印象深刻，尤其刑事案的受助人與民事案的受助人很不同。前者有時候較「有經驗」，他們部分可能已有刑事紀錄，熟悉法律程序，有時會「測試」一下法援律師的能力。其中有一宗個案令她領悟到，要做得更好，必須令受助人信任自己。該宗案件如果罪成，受助人可被判監禁廿年或以上，所以對律師團隊很有要求，會主動質問負責律師有否跟進翻看閉路電視片段、取得對方的指紋證據、跟進警方沒有採用的資料等，如同「在教律師打官司」，更多次提出更換代表律師的要求。
難忘獲受助人信任感欣慰
張淑妍認為，律師不能被受助人牽着鼻子走。因此，她親身與該名受助人會面以了解背後原因，並向他細心解釋署方所委派的律師均具經驗，會以他最大利益的方法處理審訊，期望他能給予法律團隊多點信心。張淑妍稱，她的職責不單要保障受助人利益，亦需兼顧公帑運用得宜及符合法庭命令，故「要落多幾錢肉緊」去協調律師團隊與受助人之間的矛盾。
經過那次溝通，該受助人在其後整個審訊過程中，沒有再要求換律師。原審法庭裁定他有罪，判囚25年。及後，張淑妍在法庭給予陪審團的引導中發現可提出上訴的地方。當該受助人決定上訴時，更要求她：「你幫我選擇（律師）」，而法援署委派的律師最終也為他上訴得直。張淑妍由衷喜悅地說，對能夠得到受助人的信任並幫助到他，深感欣慰。
張淑妍表示，法援律師的工作不只在處理刑事案件方面肩負使命感，民事案件亦然，因為所涉法庭判決也可以影響當事人一生，須設身處地為受助人的利益着想。她約十年前曾處理一宗工傷索償個案，當事人遇上嚴重工傷後，只有頭部、頸部及手指能夠活動。開首案件由法援署外委律師跟進，但法庭判決的工傷補償金額偏低，「為什麼如此嚴重的工傷，只判那個金額？」她設身處地以受助人的將來生活需要來衡量，主動向其了解更多日常起居詳情。受助人經商討後要求張淑妍替他轉聘另一律師以繼續索償，終讓受助人獲得更為合理的索償金額。
張淑妍經常與新同事分享，不是所有案件都有解決辦法，但須保持助人的初心。令她最痛心的，是申請人在申請法援前已花費了很多金錢聘請私人律師，但結果是案件根本「沒有贏面」。此時，就是不好聽的說話或難受的事實，也要耐心講解及演繹，好令申請人能夠明白及接受，「對不起，今日我說的東西，你不會喜歡聽，但這是我的分析……」惟有再次提醒申請人三思，才決定是否繼續代價不菲的法律行動。
原來，以上所述都已是張淑妍的「後來」，而最初的她，是駐守「幕後」的法定代表律師辦事處。她說這個辦事處很「特別」，規模雖然特別小，但意義特別深，因為這裏專門協助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士處理訴訟。例如她曾協助一名患有認知障礙症、沒有行為能力，亦沒有家人的婆婆追租收樓。
張淑妍稱，當處理這類案件時，深深體會到有關制度可有效保障無精神行為能力受助人的自身權益，相信隨着香港人口老化，未來社會對法定代表律師辦事處服務的需求將日益增加。
在法援的幕後，是一群既可在法庭雄辯滔滔，也能默默付出、戮力以赴的無名英雄。張淑妍的故事，所呈現的是法援人員並不是冷冰冰的法律程序執行者，而是一群充滿熱誠、為社會公義而奮鬥的法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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