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有愈來愈多的漢學家和知華學者以親身經歷回應西方國家的對華偏見，他們筆耕不輟，用心用情為西方讀者呈現第一手中國觀察。在港生活逾30年的法國作家Serge Berthier（塞爾日·貝爾蒂）也是其中一員，他曾多次前往中國內地和台灣地區考察，數次著書向世界介紹真實中國的發展和變化，在本月出版的中文版新書《被西方誤讀的中國》中，他更嘗試填補真相和西方歪曲報道之間橫亘的深深溝壑。◆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實習記者 趙雨竹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Serge因工作外派而與亞洲結緣，那段在新加坡工作和生活的經歷，如同為他打開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門。不久後他赴港經營一家私人諮詢公司，客戶主要來自西方跨國公司及政府附屬機構，並於1986年定居香港。當年，總有些客戶重複向他詢問關於中國的問題，卻從未認真聆聽他的回答，這驅使他開始更深入鑽研中國事務，望以更具事實性的力量解答西方對中國的疑問。

創作與出版困難重重

多年來，Serge從多方面親身觀察、感受、記錄亞洲的社會環境及人文風情，著有《衝擊：中國前行》、《在香港生活》等書。而在新書《被西方誤讀的中國》中，他更引用大量資料並進行案例分析，從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外交政策、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等角度展開討論，重現事實的真相，回應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偏見，為中國向西方進行了有益的澄清。

《被西方誤讀的中國》的創作要追溯到2019年的疫情期間，他在中國部分疫區實行封鎖措施的前兩天乘飛機返回歐洲。在之後的兩年中，他因沒有航班無法返回香港。當他在瑞士時，一個法國出版商問他是否可以寫一下中國當時的情形，並給他發來14條問題，希望有一位像他這樣在中國生活過的、有多年豐富體驗的人去回答。「西方喜歡用一種簡單片面的價值觀來描述世界。」雖然Serge認為有些問題只是西方媒體對中國負面的假想，但他還是開始逐條回答這些問題，並寫下他所了解的中國面貌。6個月後，他完成了法文版的《被西方誤讀的中國》，但出版商卻說這些答案無法出版，於是他又聯繫到法國先賢祠出版社，才得以出版此書。今年10月，三聯書店在港出版此書的中文版。

中西方思維模式有差異

對於呈現中國真實面貌的重要性，Serge稱自己於1997年創立《亞洲事務》季刊，多年來一直從多方面描寫中國。他也曾作為香港專家代表，受邀去海南省參加博鰲亞洲論壇。他第一本關於中國的書是出版於2014年的《衝擊：中國前行》，書中包含中國早期至鴉片戰爭的、1800多年的歷史，重點強調了意大利籍耶穌會士Matteo Ricci（利瑪竇）17世紀來訪中國（明朝）的經歷。

利瑪竇作為第一位研讀中國典籍的西方學者，開創了中西方在天文、地理、數學等方面交流的先河。Serge介紹道：「利瑪竇之後，許多來自比利時、意大利、法國、葡萄牙的耶穌會士，都會向歐洲介紹中國與中國人。但因為這些人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也因他們傳教士的身份，他們希望將中國『基督化』。不過當時中國深厚的文化積澱與社會結構，比歐洲基於宗教的結構要穩固許多，加上當時的明朝統治者發現那些人過於狂熱而不同意他們計劃並未實現。」

他又補充道：「18世紀的清朝皇帝都有一定能力，他們在沒有電子產品的情況下治理着上億人口，也讓國家經濟持續增長，這需要非常強的領導力、管理能力，以及機智的頭腦。」

因此Serge在《被西方誤讀的中國》的首篇〈中國人如何思考問題？〉中，便以香港和澳門回歸為例闡釋了中西方自古以來在思維模式與處事方式上的差異，並總結道：「中國人從來不會像歐洲人那般行事。所以我們一直在重複犯下一個錯誤，即將我們的思維方式強加於人，而時間也一再證明我們錯了。」

自駕7000公里漫遊中國

談到中國內地城市給他的印象，Serge稱自己看着一線城市之一的深圳，近年來不斷發展與進步，建起更多公園和地鐵，這是一件非常令人讚嘆與感慨的事。近年他長居法國，當他再次回到香港時，恍然見到香港的變化，當他和妻子及在香港出生的女兒再一次乘上港鐵時，發覺周圍不少人都在講普通話，「我們之前從未有過這種經歷，過去你很少能聽到大家用普通話交流。」

2019年疫情爆發前，他曾與同伴進行了一次長達7,000公里的中國自駕遊，周邊美景無不為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們從西藏一直開到雲南，遊中經過多個城市，他憶述道：「連西藏都是在用高速率、低時延的5G網絡，在香格里拉周邊也能見到廣闊的新道路與不斷演變的都市景觀。」而他最喜歡的城市還是麗江——一個充滿魅力與花香、帶着鄉村風情的地方。他在那裏曾看到當地人在廣場上、花叢中央跳着舞，處處都是意料之外的美景。他還提到，中國各地的食物都各有特色，自己選不出最喜歡的，不過不喜歡太辣的食物，還笑說：「四川不適合我。」

作為一個在香港生活多年的法國人，Serge在感受中國文化的同時，憑藉親身經歷和對中國歷史及社會的深刻解讀，以及涵蓋多個話題的寫作，中肯地向讀者呈現出了他眼中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