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頌雄 立法會議員

西九文化區的致命工業意外引起香港市民議論紛紛。有人會問，兩位工友逗留管道超過八小時，管工為何不知道他們有沒有離開現場？為何進出口通道被人鎖上？荒謬的是，消防員為何使用隔籬地盤的出入口通道到達肇事現場，進行拯救工作？由於警方及勞工處介入調查，種種疑團需留待死因庭召開才知道事件的始末。不過，肯定的是，這宗意外的管方責無旁貸，怎可能讓兩名工友，在沒有安全合適的設備下，在密閉場地進行工作，導致意外發生？

意外發生後，場地擁有人（即港鐵公司）即時發出聲明澄清；工程項目主承建商（大判）亦發出聲明，工程項目已外判了給分判商，企圖割席劃界。最離譜的是，此項目的直接僱主在其僱員發生意外後即時銷聲匿跡，突然「人間蒸發」，遇害者家屬欲致電問過究竟，只知道僱主已經「走路」！

「外判」責任罔顧工人死活

整件事件反映了建造行業上存在已久的分判制度的弊端。分判制度完全將責任「外判」給下層公司。根據法例所訂明，大判有責任為僱員提供安全的訓練、足夠而合適的安全設備，並向僱員提供安全訓練。事件明顯地反映大判沒有提供足夠的安全訓練，連密閉空間場地都辨別不到，任意讓工友在沒有安全設備情況下進入場地工作，罔顧他人死活。勞福局局長孫玉菡曾表示，大判、二判在今次意外中將會被追究責任，筆者希望局長真正落實這個說法，還兩位死者的公道！

由於今次意外實屬罕見，才引起社會關注。然而，筆者多年來處理多宗涉及工傷的勞資糾紛，經常見到工友在工業意外受傷後，都得不到應有的賠償，工友向大判、二判追討時，大判即時斬釘截鐵地將責任推卸得一乾二淨，將責任逐層推下去。有些工友因程序繁複而放棄追討。相反，亦有工友一直堅持向若干人等追討賠償 ，但成功追討賠償的個案少之又少。

受傷工友已「硬食」了一場意外，換來的是五勞七傷，但仍未得到應有而合理的工傷補償！筆者認為必須要從制度源頭入手，除加強監管外，將場地擁有人、主承建商、分包商、直接僱主和僱員的責任釐清，方可清晰知道各方的責任和權利。同時，筆者亦建議參考現時建造業在追討欠薪上的做法，大判成為最終的「包底者」。

回顧過去，本港在1980、1990年代，建造業經常發生欠薪事件，分判商未有支付工人薪金，一走了之。經過工聯會多年的爭取，勞工處終於實施「大判代償」的措施，二判、三判等無力支付拖欠工友的薪金時，大判就有責任為分判商墊支薪金給工友。筆者認為，處方可將「大判代償」概念，放在工傷賠償方面上，由大判做「包底者」角色，一來可以從源頭出發，加強對分判商的安全監管。當分判商做出罔顧安全的行為時，大判有責任停止所有不安全行為。假若項目趕工時，忽視所有安全監管，則當大判知情不報，沒有履行大判在安全管理上的責任。

職業安全不容存半點僥倖心

除了增加大判在安全管理的責任外，「大判代償」另一特點，就是當分判商無力支付工友工傷賠償時，工人就可以向大判追討索償，從而令他們在受傷後能夠得到相關保障，勞工保障免被剝削。勞工處有必要加大力度檢視及監管分判制度下的安全責任，從而減少工業意外的發生。

今次事件亦反映今時今日仍有僱主懷着僥倖、草菅人命的心態來看待職業安全，根本漠視最新修訂職安健條例中，最高刑罰1,000萬元和相關刑事責任的存在。勞工處有必要對今次事件有疏忽責任的人士，施以最高刑罰，以儆效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