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君度

張大千弟子凌君雲超曾撰書曰︰「吾師以畫名天下，世之從學者，惟畫是務，不知師往從李梅庵、曾農髯學，蓋由書入也。其書亦矯然不群，非人所及。往曾於香江侍師，觀所為畫訖，擬加題署，語我曰，吾畫一落筆可成，而題署必窮神盡氣為之，如題不稱，則畫毀矣，故必先工書也。余聆師訓，乃毅然有志於書，必書工而後畫乃可學。世之從師者，皆惟畫之學，而獨遺其書，非善學者也。」

事實上，張大千早期師從晚清的著名書法家李梅庵（李瑞清）、曾農髯，形成自己細秀、方平，略帶隸書味的書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他習魏碑、《瘞鶴銘》，兼以蘇、黃帖學風韻參之，減少了曾、李寫碑的習氣，雖變化不多，但有秀逸靈巧之氣。他的字中宮緊縮、拉長撇捺、以點代橫等特徵，皆見黃庭堅影響。橫平豎直、加大鈎角，橫劃有「蠶頭、雁尾」等，則是《石門頌》、《瘞鶴銘》的筆法與體勢。但張大千更強調運筆的提按動作，形成濃墨與飛白的對比。轉折處又多露圭角，傳達筆中用力、筆筆澀進的效果，更添雄奇宕逸之氣。

張大千的書法藝術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融合了山水畫的意境，不是一味地追求表面上的張揚外露和劍拔弩張，而是使力與感情相融合，「鋒芒圭角奪造化，形質性情露天真。」其遒勁秀逸的風格，被後人稱為「大千體」。

畫家書法過關以後，在繪畫上面往往不用下太多的功夫，所畫出的東西都比沒有練習書法直接進行繪畫的畫家要強一些，這多半是因為他對筆墨的掌握要高於沒有進行過書法訓練的畫家，所以筆墨而論，書法與繪畫是相通的。李苦禪說：不練書法，很難畫中國畫，更別說作寫意畫了﹗歐洲人是「畫畫」，中國人書法入畫，高了，是「寫畫」。不說「畫蘭畫竹」，只說「寫蘭寫竹」，又說「一世蘭，半世竹」，從蘭竹上最能看出書法的功力和修養。

正是基於這種見解，當年廣州美術學院院長胡一川從廣東省文史館請麥華三先生到廣州美術學院教授書法。麥華三到美術學院後，不單本科生要上書法課，連附中生也要學書法。一時之間，全校學生掀起一股學書法熱潮，而筆者也有幸捲入這熱潮中。最近幾年，香江疫情嚴重，家家閉門避疫，筆者趁此機會自學水墨畫，得益於研修書法多年，自覺頗為容易上手 ，此即為先書後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