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徐鑄成嫡孫徐時霖：潘漢年李濟深支持到香港辦報

香港《文匯報》喜迎創刊75周年。作為一份歷史悠久的報紙，香港《文匯報》從1948年創刊之日起便植入愛國愛港的基因，始終與祖國同行，為港澳同胞傳遞及時、有深度的新聞信息，記錄祖國偉大成就的每個重要歷史瞬間。值此75華誕之際，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北京專訪了香港《文匯報》主要創辦人、著名報人徐鑄成的嫡孫徐時霖，重溫文匯昔日「涅槃重生，香港創刊」的歲月和「大咖」薈萃、文章報國的經歷。◆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凱雷 北京報道

「祖父於1948年3月在上海開始籌辦香港《文匯報》，隨後兩次往返上海香港之間，廣泛商議並落實具體事項。9月香港《文匯報》創刊後，他擔任總主筆，全面負責言論工作。當時總經理沒有到任，他也兼管經理部工作。」徐時霖介紹。彼時，上海《文匯報》剛被國民政府關停，潘漢年和李濟深都支持徐鑄成到香港創辦報紙，徐鑄成回覆稱：「我要去辦，就辦《文匯報》，別的我不考慮。」在香港各界愛國人士的大力支持下，1948年9月9日，香港《文匯報》正式創刊。

晚年常夢到斗室中寫社論

徐時霖長期致力於整理研究祖父徐鑄成保留下來的日記和著作。他指出，徐鑄成參加《文匯報》的經歷主要有五個時間段，其中1948年9月到1949年2月創辦香港《文匯報》，是「最緊張、最有挑戰性」的一段經歷。當時，祖父雖然已經有了二十多年辦報經歷，主持過上海《文匯報》和《大公報》分館，但這次是社長、總編輯、總主筆一肩挑，除了把握輿論外，還要處理許多以前自己只看到過沒有實際操作過的紙張、印刷、發行等業務。

「祖父晚年常常在夢中夢到伏案荷李活道的斗室中發稿子、寫社論」。徐時霖介紹，籌備之初，香港《文匯報》位於荷李活道，房子極為狹小，在寸土寸金的香港顯得相當侷促，如在「螺螄殼裏做道場」。兩張桌子、幾把條椅、尤為老式的印報機器，是僅有的設備。編輯、記者也不過二十餘人，都集體租住在雲咸街的兩間宿舍裏。

徐鑄成在回憶錄中也記敘，當時白天要為經理部操勞，晚上寫作及審稿至晨曦初上，每天平均只能睡四五個小時。在座位背後是報館的保險櫃，每至精神不濟兩眼昏昏時，就靠保險櫃之柄打一個盹，是為「充電」，然後又精神振作繼續執筆。

籌劃經費得到解放區支持

因職工生活「開門七件事」必須維持，而機器「糧食」白報紙及油墨等亦常捉襟見肘，徐鑄成稱自籌創之日起，便「天天如過大年三十夜」，極力張羅。

在香港《文匯報》初創經濟困難時期，李濟深和董必武都曾施以援手。其中，李濟深看到認股者遲遲不交款，便將其桂林的住宅出售，得港幣一萬元，率先交股。另外，有一批電纜預備在解放區出售，以所得利潤補貼香港《文匯報》，但是因價格原因未能成交。徐鑄成在回憶錄中記敘，當時華北人民政府負責人董必武了解情況後，即囑姚依林辦理此事，並關照說：「這批電纜，由我們全部收購下來。不要講價還價，他們要多少，就給多少，他們是為維持香港《文匯報》而籌劃經費啊！」

郭沫若茅盾等參與編輯工作

香港《文匯報》創刊後，瞬即便受到知識界、工人、學生的熱烈歡迎。有一次，侯外廬的夫人告訴徐鑄成：「你們《文匯報》，幾乎常常引起我們家的矛盾。」徐鑄成愕然不解所以。侯外廬先生笑道：「她是給你開玩笑。我們一家人，清早起來，都搶着先看《文匯報》。她是誇獎你的《文匯報》辦得好。」

「創刊之初，香港人口約有80萬，加之澳門最多不足100萬，進步報紙無法銷售到當時還沒有解放的廣東華南地區，而香港已有10家以上的大報，要在這樣的環境下爭取到更多的讀者，非常不容易。」徐時霖說，香港《文匯報》創刊初期，「大咖」薈萃陣容一時無兩，堪稱中國新聞史上一大奇觀。

從具體的版面負責分工上，現在仍可以遙想初創時編輯團隊陣容的豪華：郭沫若與侯外廬主編哲學周刊、茅盾主編文學周刊、宋雲彬主編青年周刊、千家駒主編經濟周刊、翦伯贊主編歷史周刊、孫起孟主編教育周刊……社論撰寫人除徐鑄成外，千家駒、胡繩、金仲華等諸先生都鼎力支持。

徐時霖分析，香港《文匯報》能做到這一點，首先源於愛國精神的底色，國家處於危難，面臨命運抉擇，必然會有一批愛國志士站出來，香港《文匯報》正是在這樣的時候，高舉愛國旗幟，文章報國，報人報國，因此凝聚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人。同時，秉持文人辦報的公心，這與郭沫若、茅盾等進步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在精神上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