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有哀傷,此地有我》
作者:陳潔晧、徐思寧
出版:寶瓶文化
無論在哪個國家,性犯罪(包含性侵及性騷擾)加害人為受害人的熟人之比例都相當高。在受害人為兒童且加害人為熟人的案子裏,當受害兒童要說出遭遇時便至少需要面對兩種難以事先確認結果的困難局面,其一是與加害人間的關係變動,其二則是與家長(保護者)間的關係變化。加害人原本可能和受害兒童有良好的互動,或是與受害兒童的家長關係密切(甚至加害人亦可能正是保護者之一),說出受害經歷勢必對關係造成影響,而最讓人傷心也難以置信的是,家長未必願意放棄與加害人之間的友好互動。其次,由於保護兒童向來被視為家長的職責所在,當兒童道出受害經歷,家長容易認為這同時是針對自己的指控,當家長無法接受指控時,便傾向否認兒童的受害陳述。因為這兩種不確定性,使得兒童即便意識到自己受害,也依然可能因為擔憂和恐懼而難以說出真相。
繼《不再沉默》一書出版後,幼年時期遭遇熟人性侵害的陳潔晧此次與伴侶徐思寧共同出版了此書,在《不再沉默》中,陳潔晧道出受害遭遇以及相關陳述被家長刻意忽視和否認的經歷,此書則是兩人互相陪伴的紀錄。
許多成年受害人都曾自述,自己的人生被切割成兩半:「遭遇性犯罪之前」與「遭遇性犯罪之後」,而對於受害時年紀尚幼的受害人來說,人生依然是割裂的,只不過其形式為「意識到自己是受害人之前」與「意識到自己是受害人之後」。本書作者之一的陳潔晧的情況就屬於後者,在擁有受害人意識之後,那些「不太尋常」的情況彷彿都有了解答,比如不安穩的睡眠是因為過去夜裏的頻繁受害,比如對食物的渴求是因為加害人和家長都曾以不提供飲食作為虐待手段。然而,在意識到自己的受害人身份後,卻也使潔晧的噩夢變得頻繁並且更加恐懼人群,與伴侶思寧的關係也籠罩在受害經歷所造就的巨大陰影中。
如此看來,發展出受害者認同似乎只帶來更多的傷害和痛苦,畢竟我們無法改變或取消那些已經發生過的悲劇,然而,在這本書裏,作者讓我們看到其他的可能,透過漫長且艱辛的過往探索,我們將有機會擁抱那個被留在黑暗裏的受害小孩,讓光線與希望重新成為對他而言同樣可遇的風景。
自 #MeToo運動在各國展開後,有更多的人了解何謂性犯罪,以及受害人所面臨的難題,而當中有許多人偏好以「倖存者」之名取代「受害者」,或混合使用這兩個名詞,似乎將受害人稱作「倖存者」可以讓人們在轉述和談論性犯罪事件時,不會體驗到那麼多的痛苦,畢竟「倖存」看起來光明又正面,人們可以藉此稍加安慰自己「事情或許沒有那麼糟」。但在這本書裏,我們可以發現,對於受害人而言,這不是兩個在任意情況下都可以交替使用的詞彙,而更像是一個過程、一種身份的轉變或建立:從「意識到自己的受害者身份」到「成為倖存者」。
雖然目前對於「倖存者」一詞的使用並沒有明確及嚴格的規範,但考慮到「成為倖存者」對於受害人而言並不總是那麼理所當然,而是需要付出大量心力並隨時提防被創傷吞噬才能造就的轉變,或許我們可以從閱讀此書開始,練習謹慎使用「倖存者」這個詞、尊重受害人對自己身份的定義。
性犯罪的相關討論總是給人沉重的印象(而事實的確也是如此),這也許會讓人對相關類型的書籍卻步、憂慮自己不勝負荷,又或者正好相反,擔心這類型的書籍「充滿正能量」、處處暗示讀者必須樂觀以對。好消息是《遠方有哀傷,此地有我》是有別於前述兩者的讀物。作者以細膩的文字、輕聲告訴人們做自己並按照自己的步調生活或探索就足夠。無論是曾經的受害人或是陪伴者,有這本書作為繼續前行(不管方向為何)的旅伴,將使我們不那麼孤單。◆文:陳紫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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