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陳玄宗（1940-1987），別名「小麒麟」，香港演員。他從小就是李小龍最好的朋友，二人經常在香港電影中飾演頑童。兩小傢伙不只是朋友，友誼已達「兄弟情」的級別。

1959年，李前往美國深造，而陳則繼續在香港電影中扮演一些小角色，通常是反派。1966年9月至1967年3月，在名為《青蜂俠》（The Green Hornet）的電視劇中，飾演加藤（Kato）一角的李是劇名主角的司機兼助手。雖然該劇只播出了一季共26集，但《青蜂俠》已成功將李的武打風格介紹給了美國觀眾。在該劇被取消後，李在荷里活的工作上遇到了種種阻力。其一是向華納（Warner Brothers）提出的《無聲笛》（The Silent Flute）拍攝專案。李原以為他和他的兩名忠實學生，演員詹士高賓（James Coburn）和荷里活著名編劇史利芬（Stirling Siliphant）於1969年所構思的故事《無音笛》在電影推出後會把他提升為國際巨星。但該項目最終被放棄，最可能的原因是當時並沒有人願意投下鉅資去製作一部由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擔任主角的電影。有華納製片人眼看李不甘心在美國當配角，於是建議他回香港拍攝一部可向荷里活製片人展示實力的電影。他的建議成為催化劑，加速了他回港的想法。事實上，當前的逆境並沒讓李氣餒，他說了以下的一番話：

我回去香港，在那裏「做大」，然後從側門回來荷里活，雖不是前門，但肯定不是後門。

李遂委託陳代為謀求讓他可在香港發光發熱的各種可能途徑。那是1970年4月，李被安排到香港電視台接受採訪並表演武術。憑藉加藤在《青蜂俠》中建立的良好形象，以及在電視台的精彩表現，是次短暫的訪問給香港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可作為邁向其後在香港電影業成功的踏腳石。他後來憶述：

每當我前往如餐廳等公共場所時，我都是偷偷的溜進去，希望不被發現。我會直接找一張近角落的桌子，迅速坐下、背向人群、面向牆壁。我進食時一直低着頭……試想如果我被認出我便死定了，我怎能用拿東西吃的手去跟影迷簽名呢？而且我不是那種拒人於千里的人。

上世紀60年代末，總部設在香港的邵氏是東方電影業的市場領導者，這就是為什麼這家電影公司被稱為「東方荷里活」的原因。李認為邵氏是一個合適的平台，可讓他在演藝事業和武術方面更上一層樓。透過陳的聯繫，李與邵氏老闆邵逸夫會面，商談合作事宜。當其時，邵氏在洽談合作的條款上肯定有較高的議價能力。基本上，邵氏旗下的演員都是遵照合約制——只拿月薪，且只有當他們參演的電影有不錯的票房時待遇才會有所調整。李以為挾持着他在美國所建立的名氣，他可以要求一份根據電影收入分紅的合同。然而，邵氏認為任何人，無論地位有多高，都不能打破公司的傳統，因而拒絕了李提出的合作條款。後來，他與嘉禾簽約，開啟了他在香港的非凡電影生涯。

很明顯，邵氏沒有好好把握，讓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輕輕溜走，間接造就了主要對手嘉禾與李小龍的合作契機，又一個「捉到鹿唔識脫角」的最佳例子。當李回港重振事業時，他經常給陳一些電影角色或在電影中一些工作。陳在《精武門1972》中當上閒角。在《猛龍過江1972》中，陳仍是當一名閒角。由於李是電影的聯合製片人，他讓陳與他共同擔任武術指導，意圖顯而易見。

為了報答陳在其厄困時不懈的幫助，李決定幫他一把——推薦陳做電影《麒麟掌》的主角，並投入一定的參與度。協定的內容是，李擔任該片的義務武術顧問，不過不會在片中出現。即便如此，這個勢頭已極其有利於電影製作人去行銷該部電影。1972年6月12日，該影片在尖沙咀某酒店舉行開拍儀式的記者招待會。李小龍到場站台無疑對影片的宣傳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且在接受採訪時斬釘截鐵地說：

如果我李小龍的武術是第一，他小麒麟的就是第二。

可最重要的是，品質好的電影是吸引觀眾的唯一因素。不幸的是，受小麒麟個人的素質所限，《麒麟掌》只能是一部打鬥場面普通的普通電影。 廣東人有句老話「爛泥扶唔上壁」。套用在個人身上，就是：沒出息的人難以提升，說法在陳的處境中完全對口，所以對他不能再多求了。無論如何，李如何對陳很好地反駁了有關人倫的一句名言：

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富貴

患難之時，你的幫助至為重要。順境之時，你的重要性或存在價值已經失去。簡單來說，共苦易、同甘難。然而，李對陳的態度和舉動，正好說明他能與患難與共的人分享榮華富貴，成功體現了手足情誼之美——

逆境可以相伴，順境亦可相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