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　木

我已四次到訪中英街，時間跨度近30年。從第一次踏上這條小街，就和它結下不解之緣。也許正因為這個緣分，心甘情願地從北京人變成了大灣區人。改革開放摸着石頭過河，於我而言，中英街何嘗不是一塊可以觸摸的石頭，讓人真切地感受到「一國兩制」的來龍去脈，感受到粵港澳大灣區的磅礡氣勢。

眾所周知，深圳河是香港與內地的界河，但它並不是深港兩地的全部分界線。深圳河以西有深圳灣，為深港兩地共有；以東有沙頭角河作為東段界河，所注入的大鵬灣，亦為深港兩地共有。並且，鼎鼎大名的中英街，恰恰不在深圳河畔，而在沙頭角河南岸。

深圳河並不大，沙頭角河更小。根據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及其後簽署的《香港英新租界合同》，兩條小河連同構成兩河分水嶺的山巒溝壑，是大清國與港英租借地的邊界。但後來實際上的邊界線東端，並不是沙頭角河尾段，而是位於它南邊的一條垂直小街——中英街。

中英街將總面積51公頃的沙頭角一分為二：英界沙頭角33公頃，華界沙頭角18公頃。中英街及兩個沙頭角的故事，或許可以從中英街歷史博物館裏的兩幅展板講起：一是「拔旗遷界的傳說」，一是「逃港風潮」。

據「拔旗遷界的傳說」展板介紹：中英雙方勘界時，若按英方堅持的沙頭角河尾段為界，南岸的沙欄嚇村及當地著名墟市東和墟就將劃到英界。沙欄嚇村民不願歸英國人管，在族老吳子魁帶領下，組織村民拔掉了英國人預先插在河邊用作標明邊界的界旗，西移到一個乾涸的河床上，後來在那裏形成了中英街。村民說，東和墟和沙欄嚇村是他們的祖先爭回來的。這個傳說並沒有相應文獻證實，但傳說本身生動地體現了當地村民認祖愛國的情懷。

與此形成對照，「逃港風潮」展板則講述了另一方面的故事：20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深港邊境發生了多次內地居民逃港潮。據《寶安縣志》記載，全縣大約有6萬人跑去了香港，當時華界沙頭角總人口約3,600人，逃港者逾2,400人，佔了三分之二。同樣是沙欄嚇村民，這一留一逃之間，反映了怎樣的生存邏輯？

1977年11月，鄧小平在聽取廣東省負責人匯報邊境地區偷渡問題時說：「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不是部隊所能管得了的。」「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產生活搞好了，可以解決逃港問題。」次年7月，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勛視察沙頭角，看到一條窄窄的街道，幾塊斑駁的界碑，兩邊貧富懸殊，動情地對隨行的寶安縣負責人說：「一條小街，兩個世界。他們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很荒涼，怎麼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呢？一定要想辦法把沙頭角發展起來。當然，全縣其他地方也要加快發展，促進平衡，但是要優先考慮沙頭角。」

這被視為改革開放的先聲，大潮起珠江，有其深刻的歷史和現實邏輯。事實上，直到2020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參觀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展覽時，還談到這個話題。他說：「40多年前，我來深圳，去中英街，看到兩邊差距確實太大了，一邊是破爛木板房，一邊是帶空調的氣派小樓。當時就感覺到老百姓有着強烈的改變生活和命運的願望。」

這個願望，隨着中國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歷程而不斷得到實現。現在通常所講的中英街，不單指那條邊境小街，而是整個中英街社區，即當年所謂華界沙頭角。它是一片大致呈橢圓形的濱海街區，由步步街（沙頭角河尾段）、中英街、臨海路合圍而成。一條名「環城路」的弧形主道，由東北至西南穿城而過，把街區分成新舊兩個城區。舊城區即原沙欄嚇村，是一個擁有三百多年歷史的客家村落，現已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有市場、物業出租，居民享受分紅收入。村裏有天后宮、吳氏宗祠等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深圳市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沙頭角魚燈舞亦發源於此。新城區原是濱海灘塗，現已成為休閒文化帶，中英街管理局、中英街歷史博物館、鹽田區外國語小學東和分校、回歸廣場、海濱棧道、古塔公園等公共設施均建於這個區域。

中英街歷史底蘊深厚，文化資源豐富，客家文化、商業文化、海洋文化、「一國兩制」文化相得益彰。除沙頭角魚燈舞外，還有天后寶誕、客家山歌、九簋菜等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中英街歷史博物館為引領，魚燈舞博物館、海關博物館、海洋博物館、客家文化博物館以及東和墟文化館、界碑街區文化館、記憶牆、警世鐘等星羅棋布。綜觀整個街區，儼然成為品牌體系完整、內容多元立體的文化大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