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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萬曆元年，即公元1573年，新安縣從東莞縣分立，縣治南頭。新安縣作為中國歷史上專為經略南海而設立的縣級行政區域，是今天深港兩地的前身。前不久，由深圳海外聯誼會、香港深圳社團總會聯合發起「深港各界紀念新安縣建縣450周年系列活動」在南頭古城啟動，擬舉辦各種紀念活動145場，追溯深港兩地的歷史淵源，講好獨一無二的雙城故事。

這引起我的興趣，1573年正處於明中葉中華帝國相對開放的時期，而當時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凱歌行進，除了設立新安縣，還發生過什麼別的有意思的事嗎？我上網查了一下，果然大事要事不少，其中三件事印象尤其深刻，讓我對這個年份肅然起敬，並對歷史的傳承及其與現實的互動有了更深切的感受。

百度上首先跳出來的信息，是一款濃香型名酒——國窖1573。1996年11月，瀘州老窖公司的釀酒窖池群被國務院頒布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該窖池群始建於1573年，是我國唯一連續使用400年以上的釀酒窖池群，被譽為「活文物」。這在中國酒業中僅此一家，瀘州老窖公司便以「國窖」註冊了商標，並把國窖1573作為公司的形象產品推出。1999年澳門回歸祖國前夕，特別釀製了紀念版國窖1573，其中0002、0003號分別由香港特首董建華、澳門特首何厚鏵私人收藏，而0001號將指定送給台灣與大陸統一後的首任行政長官。

當年建造窖池的師傅們，不會想到他們正在建造一座釀酒文化寶庫。數百年來，通過這些窖池年復一年地發酵生產的美酒，豐富着人們的生活，也豐富着民族的文化。中國白酒與威士忌、白蘭地、伏特加等知名蒸餾酒在釀造工藝上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國白酒的老熟與生香過程主要是在窖池發酵中完成的。瀘州老窖直接將窖池用於酒名，反映了此酒對窖池的依賴和重視，以及在使用窖池中的代表性。

中國白酒的品級，通常以上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舉辦的五屆全國評酒會為標準。五屆評酒會共有17款白酒獲「中國名酒」稱號，其中濃香型9款，醬香型、清香型各3款，兼香型2款。但在每屆評酒會上都金榜題名的，只有汾酒、瀘州老窖和茅台，分別代表了中國白酒清、濃、醬三大主流香型，三種香型也因此被稱作汾香型、瀘香型、茅香型。迄今為止，以濃香型為主體、醬香型為統帥、其他香型為補充的中國白酒消費結構，不僅僅是一種市場分布，更成為了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

進入文化，對酒的誤解便多了起來。儒家講詩酒趁年華，道家以酒祭神，佛家則因酒能亂性而戒之。其實，愛也罷，敬也罷，避也罷，皆與酒無關，而與人有關。酒場千姿百態，把盞長吟短嘆，都是人性的展現。而對酒的種種防範，不過是對人性弱點的防範而已。

第二件讓我印象深刻的事，是始於1573年的萬曆新政。當時，新登基的明神宗朱翊鈞年僅10歲，48歲的內閣首輔張居正受到皇太后的充分信任，統攬一切軍政要務。在長達10年的時間裏，張居正輔佐神宗皇帝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吏治相對清明，經濟空前繁榮，國庫收入大增，科學文化發達，中外交往頻密，社會風尚呈現出活潑開放的新鮮氣息，而且解決了困擾多年的邊患問題，史稱「萬曆中興」。

萬曆新政留下了豐富的文明遺產：政治上平衡君權與相權，經濟上發展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財政上實行可量化的攤丁入畝一條鞭法，文化上湧現一大批科技巨匠和思想大家，對外交流上西學東漸，蔚然成風……

然而，物極必反。張居正本人雖然在明神宗親政前後因病去世了，但他與小皇帝長達十年的積怨，他創造的日趨活躍的經濟基礎與故步自封的上層建築之間的內在矛盾，終究未能得到化解。萬曆十二年（1584年），張居正被抄家鞭屍。萬曆十四年（1586年），明神宗開始託病不上朝長達30餘年，直至去世。明王朝盛極而衰，重新步入興衰往復的循環。

同樣是在1573年，兩艘滿載白銀用以交換中國生絲和瓷器的大帆船抵達馬尼拉，標誌着中國融入大帆船貿易體系，橫跨太平洋的海上絲綢之路東線正式開通，與傳統的橫跨印度洋的海上絲綢之路西線形成呼應之勢。

大帆船抵達時，時任馬尼拉地方法庭主席的安東尼奧·德·摩爾加記錄了西班牙人購買的中國物品：成綑的生絲，有優質的雙股絲，有質量粗糙一些的其他絲；上等的散絲，有白絲，也有各色彩絲，都纏成小把；大量的天鵝絨，有純色的，也有飾有各種圖案、顏色和款式的刺繡，還有鑲金和繡金的；各色面料和錦緞，在不同顏色、圖案的絲綢上加進金、銀織成；大量繞成小綑的金銀絲線；暗花緞、單面緞、波紋綢和各種顏色的其他布匹……

這條連接西班牙、菲律賓、墨西哥之間的海上貿易線，自1565年起持續了兩個半世紀，史稱大帆船貿易時代。人類第一次通過海上航線把世界聯為一體，大大促進了沿途各地的經濟和社會文化往來。中國融入大帆船貿易體系，意義重大。隨着明萬曆年間確立白銀貨幣化，不到100年時間，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有三分之一湧入了中國，而且全球三分之二的貿易與中國有關。在貿易過程中，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伊斯蘭文化、歐美文化以及東南亞其他地區的各類文化發生碰撞，造就了文化的全球史。

文明孕育於生活方式，成形於社會組織，而傳播於貿易活動。北京大學語言文化學者陳保亞教授認為：「絲綢之路和茶馬古道是中國對世界文明的兩大貢獻，它的作用和影響不弱於四大發明。小小的絲，把它抽出來做綢緞的技術含金量相當高。一片茶葉在樹上，變成可以喝的茶，技術含金量也相當高。」

此時再看1573這幾個數字，彷彿不只是一個普通的年份，而是一串神秘的密碼。通過這個密碼，可以進入人類文明的長廊。國窖1573，萬曆新政，大帆船貿易，構成一幅立體的人文歷史畫卷，被新安縣的點睛之筆激活。作為在新安縣這塊土地上生活了近20年，並打算繼續生活下去的文史愛好者，我向1573年致敬。歷史與我們似乎離得很遠，其實休戚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