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議會的前世今生—完善地區治理的必要性

吳秋北 行政會議成員 工聯會會長

當前區議會基本運作失效失靈，之所以變成如斯制度崩壞，緣於2019年區議會選舉被反中亂港分子滲透、奪權，為何形成制度漏洞，為何必須變革，那便要從其前世今生說起。

一、開埠至1980年，香港地區治理架構的演變。

談到區議會改革，不少人和媒體，都會比較回歸前的情況。那不妨把時空往前推到1842年，英國侵佔香港之初。當時沒有分區和劃界，主要就只有「維多利亞城」，即現在我們所說的灣仔、中上環和西環一帶的港島地區，當中有稱為「四環九約」。後來到1860年和1898年九龍和新界相繼被納入「英屬香港」。新界劃分為八約，並設有新界理民府，下細分為北約及南約兩區。開埠初期，立法局和行政局議席由政府官員壟斷，到1850年才有居港英商獲委任，後來到1880年才有華人伍廷芳獲委任為立法局首位華人非官守議員。1926年首位獲委任為行政局華人非官守議員的是周壽臣爵士。

日佔時期，日本建立了所謂的民治部，把港島分為12區，九龍分為6區，後來增至10區，並把新界分為7區。到英國重佔香港，1963年，港英政府把港九劃分為多個法定分區。1968年開始，市區設立類似理民府的民政處制度，港島分為四個區(初期為西區、中區、灣仔和東區，後來變為中西區、灣仔、東區和南區)，而九龍初期分為6區，後來變為5區(深水埗、油尖旺、九龍城、黃大仙和觀塘)。直到1980年前，百多年來英國根本從未想到要設什麼區議會。

二、回歸前，地區行政的改變與英國撤退的鋪排。

1980年6月，港英政府發表《地方行政模式綠皮書》，在1981年1月，港英政府發表《地方行政白皮書》，作為香港未來的地方行政架構。當時不少人便認為，這是英國政府針對香港回歸中國的部署。在這個基礎上，便有所謂的「法定分區」、「行政分區」和「議會分區」。「法定分區」就是「地址」，「行政分區」就是我們經常說到的「18區」(最初其實是「19區」)。「議會分區」則是按照地區直選而劃分。

白皮書把香港的地方行政分為三級，第一級是行政局和立法局，第二級就是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對應的是市政總署和區域市政總署。第三級便是區議會和地區管理委員會。

在1982年區議會成立以前，地區行政主要由市政局負責。戰前的市政局只有兩個民選議席，二戰期間曾廢除，1952年恢復為兩席，後來到1965年增至10席。到1973年市政局改組前，民選議席一直維持10個。1973年的市政局改組，確立市政局議員人數為24人，其中12人為有限度選舉權下以全港單一選區選出，另外12人為委任議員。到1983年，市政局的議員人數增至30人，仍舊一半是民選、一半是委任。1989年，市政局新增10名區議會代表，後來到1994年改為9名區議會代表。到1995年，市政局所有委任議員取消，設32席民選議員和9名區議會代表。（表1）

首屆區議會選舉在1982年舉行，當時設有當然議員和委任議員的安排。港英急急推動所謂的地方行政改革，搞代議政制，就是想搞所謂的「三腳凳」，利用所謂的「香港民意」來延續港英的「治權」，美其名為推動香港「民主」，有計劃地一步步改變其諮詢架構本質(早期區議會只是單純的諮詢組織，沒有任何財權、實權和事權。地區治理的工作，更多是由真正擁有實權，擁有強大行政權和獨立財權的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負責，進行討論和制定政策，批出撥款，再交由兩個市政總署執行)。在1984年發表的《代議政制綠皮書》，直接提出要建立一個「使其權力穩固地立根於香港，有充分權威代表港人意見，同時更能較直接向市民負責」的政制，其實就是以「還政於民」為名，培植英國在1997年香港回歸後的「治權」代理人。及至1994年，港英便乾脆廢除所有委任區議員議席。在1994年的區議會選舉，除保留鄉事委員會主席作為當然議席外，區議會議員全面由地方直選產生。

港英管治香港百多年，早不發展「民主」，臨撤退才良心發現，真是「皇恩浩蕩」！

實質港英臨別秋波積極搞代議政制、區議會，並非為改善地區治理和民生，更多只是出於港英的政治部署，就是要削去回歸後特區政府的權力，讓權力下移。然後再透過所謂「選舉」的方式，把表面上下移到港人手上的權力，重新授權給港英培殖的「治權」代理人，改變社會政治生態和風氣，令地區問題變得政治化。港英除了變更政制外，同時刻意推出所謂公民教育，進行親西方價值引導，也同時支持類似《蘋果日報》等媒體的發展。究其原因，就是確保下移了的權力，能透過意識形態的操控，延續其在港利益，實現沒有英國人的英國管治。 (三之一，未完，明日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