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女做義工明瞭視障母之苦 不再自怨自艾 立志做護士

「其他人的媽媽視力正常，一家人可以去玩，為何我的家庭不可以？為何我的媽媽不可以陪我做普通媽媽可以做的事情？」19歲的周曉晴曾因為母親是視障人士而自怨自艾，加上疫情與文憑試的壓力，令她日漸自我封閉，母女關係陷入冰點。直至幾次義工活動，周曉晴才明白失明的可怕，母親「摸黑」營造溫馨家園的不容易，雙方隔閡才得以消除，「她不是我的負擔，而是我的幸福。」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身為家中獨生女的周曉晴在唸小學時，母親楊紅燕的視力開始一點一點衰退，起初她無法相信事實，還以為是長輩們開玩笑，直到她升上中學，才真正意識到媽媽已進入漆黑世界，「中四年級時，同媽媽一起出街，發現她連階梯都看不到，才知道原來到了那麼嚴重的地步。」

視障礙親子交流 母感遺憾

45歲的楊紅燕說，早在女兒升讀小學時，自己開始視野收窄，看不清許多事物，「確診時醫生表示這是遺傳引致的視網膜色素病變，無法逆轉。」她目前只剩一成視力，手機內的字體需要調校至最大粗體才看得清，簡單家務也要花不少氣力完成，例如洗衣服時，沾在女兒衣服上的醬汁她都看不清，「捧住一大堆衫去晾，若有衣物掉在地上都不知道，因為看不到。」喪失視力後，她亦無法為女兒輔導功課，最遺憾的是不能與女兒參加學校的親子活動，「打乒乓球、羽毛球都不能進行，亦沒法陪伴女兒看夜景燈飾、帶她出去感受煙花氣氛，甚至因內部燈光不足，不能與女兒參觀博物館。」視力問題令她無法與女兒透過親子活動增進感情，「好遺憾她的童年就這樣平淡度過。」

擁有健全視力的人，無法明白楊紅燕活在漆黑世界的恐慌和彷徨，禍不單行的是女兒的不理解、排斥，甚至疏遠。在知道媽媽正逐步喪失視力，周曉晴初時的反應是怨天尤人，「為何這樣的事會發生在我身上？其他人的媽媽視力正常。」

楊紅燕說，在女兒就讀中學的時期，已感受到女兒刻意疏離。她曾主動打開心扉與女兒交流，但女兒總是敷衍了事，「佢總是一兩個字應付，甚至有時直接不回應我的提問，感覺可能係女兒反叛，不知道她的想法。」

新冠疫情來襲，母女關係進一步陷入冰點，「女兒整日關在自己房間內不出來，食飯都要拿飯菜回房間食，拒絕同所有人交流。」周曉晴解釋，備戰DSE文憑試帶來的學業壓力，再加上那時疫情初期「低氣壓」氛圍下，只想自我封閉，拒絕與家人和朋友交流，「那時生活好像只剩下DSE一件事，疫情期間平時可以傾偈的朋友只剩下手機交流，整個人感到好難受，好像被壓迫住，透不了氣。」周曉晴說。

疫情DSE夾擊 親子如冷戰

她們大約半年處於「冷戰」狀態，直至一次偶然機會，周曉晴參加了「賽馬會殘障家長子女支援計劃2.0」，獲分配一名「聰明使者」為她提供功課及個人成長輔導服務。周曉晴與「聰明使者」無所不談，還為她解開心結，「使者教曉我放下對成績的執着，對於成績欠佳的幾項科目，我不再像之前般緊張，承受的壓力有所紓緩。」

女兒受義工啟發 懂體諒媽媽

周曉晴與楊紅燕兩母女其後還參加了該計劃下徒步到山頂的親子活動，成為她們「破冰」的開端。周曉晴說：「這個活動讓我們可以換一個相處情景，才發現我們有好多話題可以交流，平時沒什麼內容講，親子活動時就有好多事情講，甚至會討論八卦。」她也參加了不少義工活動，與一些視障人士相處後，才發現視障人士的難處，「原來他們在生活中是那麼困難，我要體諒媽媽。」

媽媽曾問過周曉晴：「我是不是社會的負擔？是不是你日後的負擔？」周曉晴打從心底裏否認母親是包袱，「她不是我的負擔，而是我的幸福。」她甚至為母親改變自己的志向：「從前我的就業方向是律師、醫生等，不過現時我想做急症室的護士，並正就讀相關院校的健康護理課程，希望做護士給予患者心理上的支持，幫助更多像媽媽一樣的人，以及其他正遭受痛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