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一次前往衛國，途經蒲地時，當地發生內亂而被拘禁。蒲人向孔子開出釋放他的條件：放棄前往衛國會見衛靈公。孔子這邊廂答允蒲人，那邊廂卻在離開後便不理諾言去了衛國。

研讀孔子的言語和事跡時，我們會經常發現一些看起來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論語》強調君子要「忠信」，認為誠實守信是待人處世的重要方法，然則為何孔子自己卻在上述處境中違反信諾？正如孔子形容自己的思想，「吾道一以貫之」，讀者若能細究孔子言行背後的原則，便會發現重視誠信與他沒有遵守與蒲地訂下的盟約並不扞格。

《論語》固然重「信」，「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說明人若沒有「信」的品質，便難以與別人建立良好的關係，從而立足於社會；弟子子張問他怎樣行仁，孔子便以「信」作為行仁的具體形式，並指出信實可靠便能得到在上位者任用，可見「信」的確是孔子心目中君子所具備的重要品質。

「信」固然重要，但一個人的信實，是一種行事方式，在孔子心目中，君子最重要的是具備「仁」的精神，並有「義」作為一切行為的依據，因此，君子能否藉助「信」實現「仁」的理想，還需要看其行為是否合乎道義，所以《論語》說「君子義以為質」，並以信實的態度行事。

正如新儒家學者徐復觀指出，孔子的倫理思想是以自由的精神為基底的，這可從《論語》「我欲仁，斯仁至矣」、「為仁由己」等主張得到印證，認為決志行仁是出於人的自覺選擇，而非外在壓力，因此我們可以將孔子的主張，理解為不盲目守信，並以信實的態度來實踐仁義。

子貢曾經問孔子，怎樣才可以成為「士」，孔子答道：「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就是說盲目服從於外在的行為規範，而忘記背後是否有道德價值為根據，這種人就像頑石一樣不懂變通，只能是次等的「士」，後世孟子亦指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正是孔子主張的最佳註腳。換句話說，若守信的目的不是為體現仁義，君子便不必拘執於區區的承諾。正因如此，孔子被蒲人釋放後，便逕自返回衛國，建議衛靈公討伐犯上作亂的蒲地。

〈孔子世家〉還記載子貢問孔子，難道盟約可以隨便毀棄的嗎？孔子的回應是：「要盟也，神不聽」，也就是說他與蒲人之間的所謂「盟約」，是在脅迫之下而結的，而非出於自覺行義的選擇，既然當中沒有任何道德基礎，所以連上天也不會鑒察，自然失去其神聖性，不必死守。

◆ 蘇澤民 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