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歐美銀行危機 把握香港金融發展機遇

黎　晨 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自美國矽谷銀行遭遇擠提、宣布倒閉以來，歐美正在經歷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為嚴峻的銀行業風波，產生一系列連鎖反應。此外，作為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之一的瑞士信貸遭遇危機，在瑞士聯邦政府財政部、金融市場監管局和瑞士央行的干預下，瑞銀以30億瑞郎收購瑞信，同時瑞士央行同意提供最高1,000億瑞郎的流動性援助，並由瑞士政府提供最高90億瑞郎的損失擔保，以幫助瑞銀接管瑞信資產。本輪風波再次體現了歐美銀行業發展模式的內在矛盾，雖然暫時對香港金融業影響有限，但也警示了香港，當前國際金融氣氛存在隱憂。香港要有充分敏感性，全面統籌金融發展與安全大局，並應進一步發揮「雙循環」超級聯繫人的作用，推動與內地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聚焦 「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機遇，引導金融體系配合多極化趨勢下區域產業鏈、供應鏈的重組與發展，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確保香港金融市場穩定。

現代銀行業具有天然的不穩定性和周期性。銀行的基本功能是滿足經濟體的流動性需求和信用需求，而要實現將儲蓄轉化為投資，將短期資金轉化為長期資金，銀行必然要承擔一定程度的期限錯配(借短投長)、流動性風險和信用風險。在貨幣環境寬鬆、流動性充裕的低利率時期，銀行業務容易出現過度錯配和過高槓桿，從而承擔過多風險。當宏觀政策環境轉變、流動性收緊、利率大幅上升時，則會水落石出，資產價格重估，風險暴露。

歐美銀行監管政策早存隱患

多年來，歐美銀行業發展模式呈現出了監管放鬆、混業經營與金融脫媒等結構性特徵，銀行體系與資本市場的關聯日益複雜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並沒有改變這些特徵，但此後的超低利率與量化寬鬆政策則誘導金融市場表面繁榮，銀行業風險偏好提升。2022年以來，在通脹高企的背景下，美聯儲和歐洲中央銀行連續大幅加息，收緊流動性。宏觀政策環境的劇變使歐美金融體系內的各類風險漸次暴露。從歷史經驗來看，出現銀行業風波不足為奇。矽谷銀行倒閉是利率上升誘發資產價格下跌和流動性衝擊，由此產生恐慌進而導致擠提危機，而瑞信危機則更為複雜，暴露了積重難返的混業經營問題和信用風險。

銀行危機容易對經濟體產生系統性影響。從化解風險、維護金融穩定的角度出發，政府難以坐視不理，但在「救」與「不救」上往往面臨兩難，「不救」則有金融危機之近憂，而「救」亦有「道德風險」之遠患。1990年代以來，歐美主流經濟政策思潮崇尚自由市場、金融自由化與放鬆監管，而實際上在應對歷次重大金融危機時，最終還是依靠政府與央行直接干預兜底收場。本次風波爆發以來，歐美政府與央行反應相當迅速，積極介入風險處置，這固然有助於化解短期恐慌，但也反映了其銀行體系目前的脆弱性以及對來自公共部門緊急援助的依賴程度。

當前的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相比已經大不相同。在通脹高企、債務負擔加重、地緣政治矛盾持續和供給側產業鏈重組的大背景下，歐美通過需求側政策來穩定宏觀經濟的空間越來越有限，要同時實現遏制通脹、維持金融穩定和避免經濟衰退等多重政策目標十分困難。歐美銀行危機若進一步發酵擴散，其經濟衰退風險將大幅上升，資本市場的投融資活躍度會顯著下降，銀行業也需要進入一個調整恢復、補充資本金的階段。

因應時勢加固香港金融基礎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在維護金融穩定、推動金融發展方面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中國正在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香港在新發展格局中有着獨特的戰略地位和角色，是聯通內外循環的窗口和橋樑。近年來，內地加強和完善金融監管，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平穩化解了高風險中小金融機構的風險，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也為香港金融穩定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香港外匯儲備基礎雄厚，聯繫匯率制度成熟穩固，本地銀行體系流動性總體充裕，金融機構穩健運行，離岸人民幣業務健康發展。香港金管局與中國人民銀行簽訂的優化貨幣互換協議有利於推動香港人民幣資金池進一步深化發展。同時，香港金融體系與內地持續加強了互聯互通機制的建設，包括南北雙向的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和跨境理財通等。香港也在積極探索把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發展為亞洲主要的國際中央證券託管平台，通過香港和內地金融基礎設施機構的連接，為境外投資者提供安全、高效的資產交易渠道。

對於全球金融體系而言，未來最大的挑戰在於金融市場風險與地緣政治風險可能出現共振。當前國際金融政治化、武器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需要保持對地緣政治博弈和金融安全博弈的充分敏感性，全面統籌金融發展與安全大局，並應進一步發揮「雙循環」超級聯繫人的作用，推動與內地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同時聚焦 「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機遇，引導金融體系更好地配合多極化趨勢下區域產業鏈、供應鏈的重組與發展，推動人民幣國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