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緒年間,今九龍城一帶的墟市交易十分繁盛,各國商船亦到九龍灣畔貿易,成為貨物集散地,更為附近拓展市集,一躍為新安縣境內有數之富庶地區。 不過,當日九龍城居民多以營商謀利為主,重金錢與物質,不認識中國傳統文化道德,有見及此,一些當地有識之士聯同志同道合的官民,他們結合民間信仰,通過修廟、興學和建堂三個方法來提倡傳統道德。
修廟方面,九龍寨城副將張玉堂的表現最為突出,他在1859年(咸豐九年)於寨城北角建「惜字亭」,教人敬惜字紙,特僱人檢紙焚之於亭。又,九龍寨城的天后古廟內,除記有張氏「墨緣」二字碑刻外,還有一幅字碑寫着:「欲種福四流世澤,須憑心地積陰功。」提倡「種福」 「積陰功」等傳統思想。城寨官員又積極參與侯王古廟的重修,在《重修侯王古廟碑》記載的善信中,前列者皆為大鵬協、九龍巡政廳等官員名單。除侯王古廟外,他們先後參與修建惜紙亭、天后古廟等活動。
其次是興學,在寨城建成之日,也是興辦龍津義學之時,官員們希望寨城能成興學之地。 1847年建成的龍津義學門前的對聯,寫着:
其猶龍乎,卜他年鯉化蛟騰,盡洗蠻煙蛋雨
是知津也,願從此源尋流溯,平分蘇海韓潮
對聯寄語學子登科中舉,洗去蠻風,追尋學問,追思蘇軾、韓愈在南方辦學的風采。對聯中可見「龍」「津」二字相對。當日義學的經費,除了寨城在稅收中撥付津貼外,已有九龍街的商戶及富室捐輸。義學創辦之宗旨,純為鼓勵城寨及附近地區的青少年入學求識,發揚中國文化,藉以抑制青少年的戾氣。
義學之外,就是成立地方互助組織,九龍樂善堂就是在這氣氛下應運而生。九龍樂善堂把正式成立的年份定在1880年(光緒六年),其時清廷官員彭玉、賴鎮邊、趙聯綬、湯啟光及莊廣龍等鑑於原堂日久失修,故聯名重整,他們認為九龍城之民間組織,雖守望相助,卻未能照顧貧苦,所以得到各鄉紳代表同意,廣事籌劃,並於九龍城打鐵街三十二號原址重建古式祠堂, 由此可見,1880年樂善堂的重整主要帶有明顯的官方色彩,這也解釋了樂善堂為何能從九龍關的收入中分一杯羹。
◆ 邱逸(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香港歷史博物館歷史教育計劃顧問、香港電台歷史節目主持人,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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