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9月29日）提到香港於1922年爆發海員大罷工，迫使船東同意加薪，但其實這次的運動並非一帆風順，當中主要領導者蘇兆徵的作用，很值得我們探討。
蘇兆徵，生於1885年11月10日，香山縣人，是孫中山先生的同鄉。他年僅18歲便離鄉到港，在輪船上當「侍仔」，即雜役。困苦的生活並未磨滅蘇兆徵的愛國心，1908年他加入了支持推翻滿清帝制統治的同盟會。
正當海員大罷工醞釀之際，港英政府負責香港華人事務的華民政務司夏理德（Edwin Richard Hallifax）恫嚇說︰「港府是不允許這種罷工行動的，你們有條件可交本大人，替你們斟酌辦理。你們罷工，不怕餓肚子嗎？」
蘇兆徵有理有節地回答︰「我們條件已經提了三次，而且事先通知了政府，政府為什麼不早點出來調停？現在我們已經發動罷工了，想我們復工除非資方完全答應我們的條件。餓肚子是我們自己的事情，政府不必擔心。」
英國人見恫嚇無效，又指使華商出來調停︰「我們同是中國人，你們罷工我們是同情的。這樣好不好？中國輪船先復工，將來外國輪船答應你們什麼條件，我們一樣照辦。」但蘇兆徵富有民族氣節和智慧地回應︰「我看中國商人應該發揚中國人的國光，一致逼迫香港政府接受海員的條件，早早解決。」
各地工人後援 粉碎港英陰謀
起初，單是香港華人海員的參與，以及其他工人的同情，並不足以令港英政府屈服，但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領導下，各地工人紛紛成立「香港海員後援會」，北方的鐵路工人還成立「北方香港海員罷工後援會」，並極力勸阻工人南下，粉碎了港英政府妄圖招募新工人頂替罷工工人的陰謀。
海員自1922年1月12日發起大罷工後維持了56天，終於成功迫使船東同意加薪15%至30%。當時，香港的工會主要是由資本家控制的黃色工會，而在港的中國共產黨人不足十人，但在不到兩個星期就能成功發動罷工，原因正如工人運動領袖、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的鄧中夏形容，是「兆徵同志平常對於各大工會領袖有一種吸引力，故終能使黃色工會與行業工會一致贊成這次最大的罷工。」
1929年2月，蘇兆徵返回上海，帶病主持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二次擴大會議，理性地總結了在白區（即「中國國民黨統治區」）的工運經驗︰「往往採用紅色恐怖手段，這是錯誤的」；「這是脫離群眾的辦法」；「工廠委員會善於運用，可以團結工人及鍛煉工人的鬥爭情緒」。
作出適度讓步 圓滿解決事情
一百年前的海員大罷工，對今天的香港又有什麼啟發？首先，罷工的工人不堅持當初加薪10%至50%的要求，而接受資方加薪15%至30%的方案，這正好說明任何社會運動都不應走上極端，在對方釋出善意後，應該作出適度的讓步，令事情圓滿解決。回望近十年香港發生的群眾運動，不禁令人明白知所行止，接受善意的回應，以及懂得讓步的重要性。
其次，1922年2月9日，中國共產黨廣東支部發表的《敬告罷工海員》值得再次閱讀及反思︰「嚴守秩序。……我們當然有一種憤恨，都要針向我們的仇敵發洩，不要對於幫助我們的人們，稍有得罪。所以我們的言語行動，也要守着一個範圍，就是很奮敏的很嚴正的採取一些文明手段，去要求幫助我們的朋友，對待仇視我們的敵人。」
如果群眾運動不能改善生計，而且反過來打擊社會民生，甚至要靠訴諸威迫與暴力來脅迫民眾支持，最終都只會是失道寡助，無濟於事。香港海員大罷工100周年的當代意義（下）
◆ 蔡思行 香港地方志中心執行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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