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9月29日)提到香港於1922年爆發海員大罷工,迫使船東同意加薪,但其實這次的運動並非一帆風順,當中主要領導者蘇兆徵的作用,很值得我們探討。

蘇兆徵,生於1885年11月10日,香山縣人,是孫中山先生的同鄉。他年僅18歲便離鄉到港,在輪船上當「侍仔」,即雜役。困苦的生活並未磨滅蘇兆徵的愛國心,1908年他加入了支持推翻滿清帝制統治的同盟會。

正當海員大罷工醞釀之際,港英政府負責香港華人事務的華民政務司夏理德(Edwin Richard Hallifax)恫嚇說︰「港府是不允許這種罷工行動的,你們有條件可交本大人,替你們斟酌辦理。你們罷工,不怕餓肚子嗎?」

蘇兆徵有理有節地回答︰「我們條件已經提了三次,而且事先通知了政府,政府為什麼不早點出來調停?現在我們已經發動罷工了,想我們復工除非資方完全答應我們的條件。餓肚子是我們自己的事情,政府不必擔心。」

英國人見恫嚇無效,又指使華商出來調停︰「我們同是中國人,你們罷工我們是同情的。這樣好不好?中國輪船先復工,將來外國輪船答應你們什麼條件,我們一樣照辦。」但蘇兆徵富有民族氣節和智慧地回應︰「我看中國商人應該發揚中國人的國光,一致逼迫香港政府接受海員的條件,早早解決。」

各地工人後援 粉碎港英陰謀

起初,單是香港華人海員的參與,以及其他工人的同情,並不足以令港英政府屈服,但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領導下,各地工人紛紛成立「香港海員後援會」,北方的鐵路工人還成立「北方香港海員罷工後援會」,並極力勸阻工人南下,粉碎了港英政府妄圖招募新工人頂替罷工工人的陰謀。

海員自1922年1月12日發起大罷工後維持了56天,終於成功迫使船東同意加薪15%至30%。當時,香港的工會主要是由資本家控制的黃色工會,而在港的中國共產黨人不足十人,但在不到兩個星期就能成功發動罷工,原因正如工人運動領袖、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的鄧中夏形容,是「兆徵同志平常對於各大工會領袖有一種吸引力,故終能使黃色工會與行業工會一致贊成這次最大的罷工。」

1929年2月,蘇兆徵返回上海,帶病主持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二次擴大會議,理性地總結了在白區(即「中國國民黨統治區」)的工運經驗︰「往往採用紅色恐怖手段,這是錯誤的」;「這是脫離群眾的辦法」;「工廠委員會善於運用,可以團結工人及鍛煉工人的鬥爭情緒」。

作出適度讓步 圓滿解決事情

一百年前的海員大罷工,對今天的香港又有什麼啟發?首先,罷工的工人不堅持當初加薪10%至50%的要求,而接受資方加薪15%至30%的方案,這正好說明任何社會運動都不應走上極端,在對方釋出善意後,應該作出適度的讓步,令事情圓滿解決。回望近十年香港發生的群眾運動,不禁令人明白知所行止,接受善意的回應,以及懂得讓步的重要性。

其次,1922年2月9日,中國共產黨廣東支部發表的《敬告罷工海員》值得再次閱讀及反思︰「嚴守秩序。……我們當然有一種憤恨,都要針向我們的仇敵發洩,不要對於幫助我們的人們,稍有得罪。所以我們的言語行動,也要守着一個範圍,就是很奮敏的很嚴正的採取一些文明手段,去要求幫助我們的朋友,對待仇視我們的敵人。」

如果群眾運動不能改善生計,而且反過來打擊社會民生,甚至要靠訴諸威迫與暴力來脅迫民眾支持,最終都只會是失道寡助,無濟於事。香港海員大罷工100周年的當代意義(下)

◆ 蔡思行 香港地方志中心執行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