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羊村」案為戒 嚴厲打擊煽動行為

陳永良 執業律師

上周，5名「羊村」案被告，因串謀刊印、發布、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罪罪名成立而被判囚19個月。5名被告全部接受過高等教育，但思想偏激，憎恨與國家有關的一切事物，憎恨香港警隊，不惜動用人力、物力設計、出版繪本，意圖將大批兒童「洗腦」。希望各界以此案為戒，對散播煽仇煽暴的行徑加以制止，避免下一代受害。

只要客觀地分析，我們不難看到，這5名年輕被告所作出的行為，確實是有目的、有規模地煽動。煽動的對象，是年幼的學童，可謂極為歹毒。以其犯罪行為的影響來講，19個月監禁其實並不算重。

被告被控的煽動罪，來源可以追溯自十六世紀的英國法律。當時立法，主要是針對以語言或文字煽動推翻統治者的行為。經過幾百年的演變，這條控罪也從不成文法，改為成文法。至於香港，本地法律在1907年開始，就有禁止以中文發表反清言論的控罪，到1914年再通過了範圍更廣的《煽動性刊物條例》，把大部分的書籍、報章、文件歸納入為受管制物件。1938年，《煽動條例》正式通過，對煽動罪有比較明細的界定，也就是「羊村」案的起訴基礎。

煽動刊物美化暴力宣揚仇恨

法院沒有對「羊村」案被告判處最高刑罰，已算是手下留情。如果是以香港國安法進行檢控，罪成最起碼入獄三年。可能讀者在想，既然此案性質嚴重，為何不用香港國安法進行檢控？據警方的指控，案中被告所作所為，是出版煽動性漫畫，意圖美化暴力，把涉嫌犯罪者英雄化，以及煽動兒童憎恨政府與司法制度。但細看香港國安法條文，第21和23條所指的煽動行為，即煽動他人干犯「分裂國家罪」和「顛覆國家政權罪」，並沒有涵蓋此案所述的煽動行為。故此，「羊村」案由警方國安處負責執法，再由律政司以《煽動條例》來檢控，相信主要是基於這個原因。

被告在被裁定罪名成立後進入求情環節，其中兩人黎雯齡和楊逸意，解聘代表律師而自行向法官發表一些明顯是全無悔意的陳詞。第一被告黎雯齡質疑言論自由應否受限制，並反問法官有限制的自由是否真的自由。同樣自行求情的楊逸意，在充滿挑釁性的陳詞結尾時，竟說自己不後悔站在「羊」的一方，唯一後悔只是趕不及在被捕前出版更多繪本云云。其他三名被告，透過其律師的求情，其實也沒有表現出很大的悔意，卻聲稱他們的做法是想凝聚人民，而非激起香港市民不滿。這樣冥頑不靈的被告，基本上沒有減刑條件，但仍未被法官判最高的刑期24個月，可謂走運。

偏見埋沒理性導致社會分化

這五名被告，全部接受過高等教育，其中第三被告伍巧怡更擁有碩士學位，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他們變得如此偏激，對與國家有關的一切事物，以至對香港警隊那樣憎恨，甚至不惜動用人力、物力設計、出版繪本，意圖將大批兒童「洗腦」？正如判詞指出，被告的行為已把「恐懼、惡感、不滿」灌輸至小孩的思想，這些繪本在「播下不穩的種子」。我們可以推斷，這幾位年輕人在中學到大學的十年光景裏，被一些有反中亂港傾向的老師長期洗腦，導致偏見埋沒了知識分子應有的判斷力，蔑視法治、歧視內地同胞、敵視內地。

這件案給我們最少有幾個啟示。第一，言論自由絕非沒有底線，不要誤以為「言論自由」是免死金牌，表達什麼都不會觸犯法律。對政府、對官員抨擊，不是問題，但不可煽動他人犯法，誤導他人崇尚暴力，或者鼓勵他人背叛祖國；第二，教育界縱容了一撮反中亂港分子，在過去的日子中於課堂上散播煽動信息，鼓吹學生仇恨祖國。這班老師對40歲以下的人造成的禍害，在2019年修例風波之中，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例子。特區政府必須對教育界動大手術，切除毒瘤，否則惡勢力仍會潛伏。第三，因應現在香港的實際情況，律政司可考慮把《煽動條例》罰則提高，增加阻嚇力。既然本案交由區域法院，而不是裁判法院審理，也代表「羊村」案已被界定為案情不輕的案件，故此修訂《煽動條例》，能彰顯觸犯此罪的嚴重性。

希望有良知的家長們，以此案為戒，在選擇兒童課外讀物和影視作品時，謹慎細看內容，千萬不要讓孩子們被洗腦，將來變成暴徒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