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震雲：我仍是初學的寫作者

今屆香港書展，茅盾文學獎得主劉震雲帶來新書《一日三秋》，以視像形式出席了讀者講座。在視像鏡頭前，他再次以家鄉河南話朗讀了一段書中的段落，讀到六叔的畫，讀到畫中的仙女花二娘，她來到劉震雲無數次書寫過的家鄉延津，到人們的夢裏找笑話。◆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這是劉震雲第三次來到香港書展。他始終記得第一次參加香港書展時，有個環節是讓作者以母語讀一段自己的書：「我喜歡觀察來自不同地方的華語作者是如何朗讀自己作品的，有些方言我聽不懂，但會有特別的風味。」後來，他也將這一活動在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進行推廣，於是每次的朗讀，都會勾起他對香港書展獨特的回憶與感情。

寫作不能得心應手

笑話，是《一日三秋》的主要元素。劉震雲說，喜劇的底色會是悲劇，悲劇的底色會是喜劇，書中的花二娘在延津人夢裏找笑話，說得好會把她逗笑，說得不好便會要背花二娘去喝一碗胡辣湯，繼而會被變成山的花二娘壓死。《一日三秋》呈現的聊齋式魔幻色彩，是劉震雲以往的現實主義題材作品所罕見的。

和以往的《一地雞毛》《一句頂一萬句》等作品不同，《一日三秋》除了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還寫了人與神明、傳說、動物、歷史之間的關係。這本書中，延津人的日常與超現實的虛幻交織在一起，作家打破了現實的壁壘—「把人寫活了，死人也寫活了」。從笑話寫到一個人、一群人、一個地域與歷史的關係，幽默的表徵之下，劉震雲仍是探索着悲劇與喜劇的模糊界限：「我的作品讓人笑，但他們笑了之後，也會有點不好意思。如果幽默只是幽默，就成了耍嘴皮子；幽默的背後，可能有更重要的現實和歷史原因。」

「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劉震雲這樣形容自己寫作這本書的狀態。「某種程度上講，我仍是初學的寫作者。」他坦言寫作者最可怕的事是重複自己，因此有意追求完全不同的書寫方向。有時寫到得心應手，他反而會有所猶疑，甚至不再繼續。「寫作遇到困難並不是壞事，反而是希望，真正好的寫作者，應該是處於『自己無法判定寫得好與壞』的狀態裏創作，應該永遠做一個初學的寫作者，任何獎項與外界的肯定，都無法動搖這個身份。」

參加綜藝體驗生活

近日劉震雲參加了內地真人秀《嚮往的生活》，因在節目中表現出的文人睿智和幽默的說話藝術大獲年輕觀眾喜愛，意外走紅「出圈」，劉震雲自己也意想不到：「我只想體驗一下這種生活，可能我太隨意了，但沒想到這種隨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不過，他也調侃道：「我可能出圈了，但文學還沒出圈。」

在他眼中，綜藝節目的出現就像當年的電視機，對現代社會有很大衝擊。「這個節目做到第六季，我想知道它為什麼這麼受歡迎，它不像電影、小說有緊湊的情節，僅僅是鬆散、隨意的清談就有很多人愛看，這背後一定有它的哲學道理。」

他認為真人秀給到他一段「不熟悉的生活」體驗，這對於作家而言很關鍵。他的作品《手機》《吃瓜時代的兒女們》無一不是緊緊跟隨時代與生活的轉變，任何一段生活，都可以成為他觀察時代的窗口。「作家的進步在於他的思想、認識是否能夠到達新的境界，在這世界上，沒有人缺乏生活，缺乏的是思索。」

成為和創造介入者

劉震雲說：「生活是撲面而來的，有的時候，生活甚至會倒逼你。」無論是現實主義作品、超現實主義作品、魔幻現實主義作品，都是生成於現實，但劉震雲也強調，文學應當高於現實：「如果文學僅是生活的反映，其存在必要性是值得懷疑的。我常說『生活停止的地方，文學出現了』，文學的底色是哲學，但文學並不等於哲學。如果哲學是為了把這世界說明白，那麼文學恰恰不管那些能說明白的事，而是關心那些無法說明白的事，比如感情，比如人性。」

在文學高於現實的部分，考察的其實是作者的介入。劉震雲的故鄉延津位於河南省北部、黃河北岸，黃河曾流經延津，但後來改道，給延津留下的只有鹽鹼、黃沙。但當劉震雲介入關於延津的現實，他創造出了一個與現實中有重疊也有區別的故鄉。劉震雲說：「一些讀過《一句頂一萬句》的讀者去到延津，從東走到西，從南走到北，卻找不到書中那條奔騰洶湧的津河。其實，延津並沒有河流。」他也講到在《一日三秋》中所創造的介入者角色花二娘，她的到來引發了延津的「量子糾纏」：「介入者的出現激活了無數的延津因素和因子，令諸多因子發生量子糾纏，再使延津與世界發生了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