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抗英最前線的九龍寨城，卻經歷多場內憂外患，最後更失去防守作用。

首先是城內客家人叛亂，道光三十年（1851），洪秀全等客家人在廣西金田村起事，形成聲勢浩大的太平軍。1853年太平軍攻克江寧（今江蘇南京），易名為天京。受此叛變鼓動，在九龍寨城的客家人也相應起事。1854年，以羅亞添等為首的客家人攻擊九龍寨城，清兵逃去，羅亞添等佔領九龍寨城不到半年，清兵在香港的外籍僱傭兵協助下，收復寨城，其主將是大鵬協副將張玉堂。

張玉堂為廣東歸善（今惠州）人，自稱「由文轉武」，在收復城寨後，駐九龍十三年之久（1854-1866），他在九龍留下甚多翰墨，其中最著名翰墨當推「敬惜字紙銘」。張玉堂駐九龍寨城期間曾購置舖屋一所，以租款作為僱用專人清理城內外字紙之經費，目的為推崇文字章句，以為文字亦有神明，故特意建「惜字亭」，建爐以焚字紙，教化地方人士把字紙焚燒，以示對文字神明的尊重。

1856年，英方因「亞羅號事件」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港督寶靈於1857年遣英兵二百人，渡海襲擊九龍寨城，劫持張玉堂到港島談判，張氏其後被釋放，但寨城威信蕩然無存。

1860年，英法聯軍先後攻陷大沽、天津及北京，清廷被迫簽訂《北京條約》，英方在1861年接管九龍（界限街以南），清廷官兵繼續駐守位處界限街以北的九龍寨城，與英方勢力直接於陸上對峙。

1898年，清廷與英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強行租借新界，但清廷堅決反對租借九龍寨城，理由是該地設有中國衙門，由此保留九龍寨城主權。

關於九龍寨城，《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是這樣規定的：「所有現在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至九龍向通新安陸路，中國官民照常行走」；「仍留附近九龍城原舊碼頭一區，以便中國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來停泊，且便城內官民任便行走」。

然而，1899年新界六日戰爭後，英方指事件與寨城官員有關，借機進軍九龍寨城，驅逐城內中國官兵，在九龍寨城升起英國國旗，並頒布《九龍城樞密院令》強行接管九龍寨城。

1900年李鴻章就任兩廣總督，與港督卜力交涉，重申對九龍寨城之主權和治權，名義上向英方奪回九龍寨城，英方有感佔領寨城無強力理據，遂撤出寨城，而清廷亦衰弱至無力越過英佔的殖民地進駐寨城，自此九龍寨城進入長期無政府的所謂「三不管」狀態。

◆ 邱逸（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香港歷史博物館歷史教育計劃顧問、香港電台歷史節目主持人、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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