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造就《受命》 止庵：一場記憶與遺忘的抗衡

對於止庵自己來說，《受命》不算什麼「首部長篇小說」，更算不上是「新」作品，這部以伍子胥為模板的虛構小說，早在30年前便已成型，是一部腹中舊作，更是他將自己對於時代的情感傾瀉而出的特殊命題。◆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受命》的兩個版本，前一版只有一個尾聲，而0終局版則是將最後的場景寫了出來。對止庵來說，「留白」可能是一種好的結局，但書籍出版後，除了有些人對於結局的解讀外，更有一些聲音質疑他「沒有能力」將結尾寫得飽滿，止庵笑言自己受不起「激將」，還是決定要將這個版本發表出來。

三十年磨一劍

《受命》講了一個當代復仇故事，人物聚焦在一位虛構的文學青年、口腔科醫生身上，這看上去似乎便是止庵的自我復刻，但據他的陳述，人物之所以選擇這樣一種背景，純粹因為他希望建立一個足夠真實立體的人物小傳，了解這個角色的周遭與生活，絕不是什麼自傳形式的故事。「最早我其實只想寫一個伍子胥的故事，但後來發現自己寫不了，因為這個故事要基於很多細節發生，但是古代的這些場景、習慣我都不知道，光是田野調查也不算準確。」他說。

「我個人受到張愛玲的影響比較大，」止庵解釋道，「她的大部分小說寫法都是以第三人稱去創作，但是會貼近其中一個人物。」他對近代小說普遍使用的「上帝視角」不偏好，覺得那樣的創作更像是劇本，比較「柴」，「如果用人體去形容一個文學作品，我更喜好骨架壯實的、皮相豐盈的。」他說。

而這種豐盈，則是由細節構成的。「很多作者會用一些事件或者衝突去推進故事，但是張愛玲則不同，」止庵談到張愛玲寫《半生緣》，「前面的故事，幾乎就沒有什麼事件，都是一些細碎的生活，對話間也是日常的。」他認為這種細節的展現才是給閱讀者真正的畫面，也想將這種寫法接續下去。在《受命》出版之前，止庵花在田野調查上的時間長達好幾年，「過去的生活完全憑記憶來寫肯定會有很多錯，所以我就去圖書館考察、去實地看看，將當年的場景都熟悉了。書出版之後很多人對這個年代都很感興趣，因為這樣的生活太遙遠了，顯得比較有意思。這也是我花這個時間去做這種熟悉的動機。」

「文心」需時打造

止庵過往筆耕的作品以研究周作人、張愛玲等文學為主，他認為這種非虛構的寫作與小說創作很不一樣，「做研究你必須要有距離感，這種距離感是無論你對這個作家有多喜愛，也不能一味去贊同他。」而「消除距離感」則是止庵對自己創作虛構小說筆下人物的要求，這是一種與角色合二為一的體驗，要將自己變成筆下的人物，「古代有個詞叫作『文心』，這就是創作之心，這個心思我是有的。」

他以自己書中描寫的細節為例，「《受命》裏有一個重要的情節是關於哈雷彗星的，因為那個年代這是一個重要的事件。」書中的主角在家中拉開窗簾試圖觀看哈雷彗星的場景中，止庵描繪了一個「窗台上擺放了幾隻凍柿子」的情形，他解釋道：「因為那時候很少人家裏會有冰箱，所以這個柿子一般都是放在床邊的，這樣的溫度適合保存柿子。」一個簡單的情景，便將年代感、生活氣息細緻顯露出來。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細節，他說：「男女主人公在北京坐環城的公共汽車，坐了一圈半，為什麼呢？因為當時的北京，如果一男一女要想待在一起，除了吃飯就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做，沒有地方可以去。這就必須要經歷過這個生活的人才知道，而我不去寫這個東西，就會被人慢慢忘了，因為這對現代人來說是不可想像的情形。」

「應當要對得起這份經歷」

《受命》這個故事聚焦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除了止庵自身經歷過這個時代，更因為他認為八十年代非常特殊，是一個「精神與物質並重的年代」，「八十年代之前的人們其實是物質生活很缺乏的，所以根本談不上什麼娛樂、精神生活，而到了九十年代，便通通以賺錢為主了。」他對那個時代的細節記憶猶新，「其實我能寫出來的城市場景，不到百分之一，但是所有事情都得有依據，比如我想要寫女主角一遍一遍去找男主人公，我是不是可以寫她某一次是去髮廊找他呢？這樣的話就可以描寫出來當時這個行業的形態，但是這並不在故事的生活框架裏，我最終就放棄了這一段。」

此外，八十年代的特殊性對於止庵來說還有一層時代本身給予的意義，「1980年代是一個現在被大家說得很『高』的年代，其實是因為七十年代沒有完全結束，而新時代又沒有完全開始，是中間的一個過渡時期，所以才有這個故事。而我小說中的主人公是一個『向後看』的人，他覺得過去是沒有完結的，他要把過去『解決』。」他說道，「只有在那個年代才有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因為所有人都認為過去就是結束了，但他不這樣認為，這是一個復仇的故事。」

這和止庵本人的寫作意圖其實是相輔相成的——在他看來，這是一個關於記憶和遺忘的故事，「我們對那個年代已經沒有記憶了，甚至連遺忘都沒有。」他認為歷史就是發生了、記住了、遺忘了，「所以說記憶是不能不被遺忘的，因為這是個自然規律。」但是同時，止庵也對這件事有些許不甘心，「為什麼我們要有歷史呢？就是我們希望去記住一些事情。」他說道。

事實上，寫作者之所以對某個個體或時代有特別的指向性，只是擁有一個樸素的動機，如他所說，希望寫出一個記憶與遺忘之間的抗衡，「記憶會消亡於遺忘，但是它們短暫地交匯過，別的都不在我的考慮範圍之內。」

「經歷了這些事情，就不能白白經歷，否則就是浪費，我應當要對得起。」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