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杜甫與莎翁如何比對？《文心雕龍》精要何在？翻譯與新詩過度西化？在最新的隨筆集《文學家之徑》中，香港作家、學者黃維樑一一道來。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向香港文匯報的讀者闡明其「學術隨筆」的文體特色，他更將這種寫法形容為「輕型學術論文」，「就如音樂之有『輕音樂』，」他說，「《文心雕龍》最後的一句話是『文果載心，余心有寄』，意思是『如果這些文章能夠表達我的心意，我的心意就有所寄託了』。我把學術文化的心聲寄託在書中，如果諸位能夠像聽輕音樂那樣，比較輕鬆愉悅地閱讀本書，你們『會心』，我就微笑了。」

文章為讀者帶來「悅懌」

當今學者發表的論文，都是正經八百的學術研究成果報告，力求嚴謹、精密、理性。1,500年前我國文學理論經典《文心雕龍》的《論說》篇所說的「論」，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學術論文，就有這樣的要求，即要組織綜合各種觀點和資料，加以分析探究，得出一個結論。《論說》篇還說：好的論文要 「師心獨見，鋒穎精密」，意思是觀點獨到，有創見；論證要嚴密合邏輯。當前各地學報上登載的合乎要求的論文，都應該如此。

在資訊爆炸甚至過剩的當代，學者們為了職業、為了追上時代而大量地讀，高速地讀，匆匆地讀，囫圇吞棗地讀，讀只有知性沒有感性、只有說理沒有表情、像撲克臉一樣一篇篇的論文；學術，學術，論文，論文，讀論文讀得疲累了，趣味索然了。有沒有別的選擇？有沒有另類論文？

有的。《論說》篇釋「論」之外，還釋「說」這另一種文體：「說者，悅也；兌為口舌，故言資悅懌。」意思是「說」的言辭要使人喜悅；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要使人「悅讀」。古羅馬的賀拉斯（Horace）以「有益又有趣」形容出色的書寫，「有趣」也就是能為人帶來「悅懌」。

如果把《論說》篇的「論」體和「說」體結合起來，則這樣的文章乃能知性與感性兼具，學術與趣味並存，實質與文采俱勝。這樣的學術性文章，在中國早已存在，《文心雕龍》本身就是一個範例。

現代學院式令人讀來不那麼「悅懌」的論文當道，卻還是有另類的文章的。有「文化崑崙」美譽的錢鍾書升起一面旗幟，上面繡着「美妙」兩個字。關於文學的功能，在《詩可以怨》中他說：「同一件東西，司馬遷當作死人的防腐溶液，鍾嶸卻認為是活人的止痛藥和安神劑。」 他用對仗式語句，在《宋詩選注》中描述宋代的仕宦制度：又寬又濫的科舉制度開放了做官的門路，既繁且複的行政機構增添了做官的名額。

文學之為文學，他認為必須發揮想像力，應當有「行文之美，立言之妙」；作品能美能妙，讀者才會悅然懌然。

另一面旗幟，上面繡的是「以文為論」四個大字，即用散文的筆法來寫論文，扛旗人是余光中。他認為評論家也是作家，而作家是文字的藝術家，必須兼具知性與感性；評論家的文章應該寫得佳妙，即是要「文采斐然」、「情趣盎然」。例如，余光中在其長篇論文《象牙塔到白玉樓》中，就用生動形象，用對仗，如 「將雕蟲小技視為雕龍大業」，如「以此文紀念一位騎赤虯而赴白玉樓的青年詩人。」他自述寫作的情景：「在廈門街寓所北向的書齋裏，一連五六個春夜，每次寫到全台北都睡着，而李賀自唐朝醒來。」

隨筆：隨心選題，筆下成章

我數十年來寫作，從前握管現在敲鍵，構思醞釀之際，揮揮灑灑敲敲打打之間，自然受到古今智賢俊傑之士的影響，同時會嘗試開拓創新。是志業也是職業所需，動輒一二萬字甚至長達六七萬字的學術論文，數十年來完成的數量，一時難以估算。即使是寫這些應該板着撲克臉的學術論文，我也會偶爾讓這張臉變一變，不至於像川劇變臉一樣是紅變藍黑變白的大變，卻總是會讓肅穆的長臉孔，閃現一下小笑臉、小哭臉甚至小鬼臉，讓讀者「悅懌」片刻。學術論文之外，也在報刊發表長長短短各類文章，即使是學術性比較濃郁的，我也希望寫得有文采、有情趣、「言資悅懌」；做到「提高」與「普及」兼顧，做到「有益又有趣」。這類文章數十年來完成的數量，也是一時難以估算。

前年內地一出版社邀稿，要為我出版一本「學術隨筆」文集；於是我整理文稿，集合長文短章四十多篇成書，取名《文學家之徑》。我對「隨筆」的解釋是：隨心選題，筆下成章。本書的文章應能符合我自設的標準。此書分四輯：一為《杜甫不悲秋·莎翁對對子》，二為《讓「雕龍」化作「飛龍」》，三為《翻譯·新詩·過度西化》，四為《文學家之徑》。第一輯戲說中英兩位偉大作家杜甫和莎士比亞。第二輯力薦偉大的文論經典《文心雕龍》。第三輯閒話翻譯、新詩，以及中華學術的過度西化。第四輯美言已故或仍健在的現代學者作家，如錢鍾書、夏志清、余光中、王蒙、金耀基、劉紹銘等；他們都是在「文學家之徑」行走，直通大道，或曲徑通幽，留下可貴足跡的大家、名家。至於本人，我數十年來在這「文學家之徑」漫步或健行，觀看盛放的花卉，收穫神思的果實，一直行走，以至已生華髮而「不知老之將至」。

文化自信：「東西南北有聖人」

我在中西文化交匯的香港長大和受教育，又曾在西方留學和教書；向來讀書做研究，意識裏常常中西互相觀照。本書的第二輯中，我把杜甫和莎士比亞放在一起，也是出於一種中西並列的思維，其間含有一種對中國文學的自信。我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趁着今年名詩《荒原》發表100周年、《鄉愁》發表50周年，我把中西兩大詩人艾略特和余光中的文學成就做了個比較，認為余大於艾。艾享有世界性的聲譽，余的名氣只限於漢語圈；崇洋者和現代主義詩作的追隨者，一定不同意我的評斷。可惜此文來不及收入這本新著。

我們應有文化自信，但文化自信不等於文化自大，不等於民族自大。近世中華民族曾處於文化自卑、民族自卑的低潮時期；現在中華復興，從低潮、從卑下向上揚。但我們不應自大，也沒有理由自大。千萬不要從文化「脫貧」後，吹擂膨脹，成為歌頌中華文化的「暴發戶」。

1942年錢鍾書寫下一句名言，常獲引用的：「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同屬無錫錢氏家族的錢穆，1949年南下香港，創辦新亞書院，親撰的校歌歌詞有謂「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是的，英國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曾說的不交集的東方和西方，其實是交集的；而且，我們的儒者發現：東方人西方人心同理同。東方人西方人平起平坐，不應自卑也不應自大；如果過去和現在有自卑或自大的情意結，彼此應該努力化解，努力消除。世界各國複雜的歷史文化呈現種種歧異，對事物常有不同的看法——錢鍾書告訴我們「物論難齊」；然而，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我們都有生老病死，都有愛有恨，都受新冠肺炎之災，我們更共同具有基本的核心理念和價值。哪一國的人民或領袖，會認為中國線裝書所寫的「仁義禮智信」不是美德呢？ ◆文：黃維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