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過來人，支月英對於鄉村教師的處境最為理解。為鄉村教學付出了大半輩子的她說：「這麼多年，我既然選擇了大山，就選擇了清貧，就選擇了不能忠孝兩全。身邊的同事來了又走，將在山裏教書作為職業過渡期，我尊重他們的選擇。」她認為，付出不應該伴隨着所謂「道德綁架」，用情懷綁架老師，要求所有老師跟她一樣，扎根大山，付出所有。

為工作犧牲大 未見母最後一面

將全身心奉獻給大山之後，支月英坦言，自己不是好女兒，不是好妻子，更不是好母親，勻不出時間與家人團聚，錯過了很多本應該要做的事。

「媽媽唯一一次從老家到這，看到我要走10多公里山路才能接到她，心疼得不行。我趕緊安慰她，這裏山好，水好，村民樸實善良。媽媽也沒有再反對我的選擇，只是一路哭，數落我是六姊妹中讀書最多的，過得日子卻是最苦的。」支月英說，後來，媽媽病了，她沒有去侍奉；媽媽去世了，她也不在跟前。

為了能與支月英在一起生活，丈夫多年前就選擇在學校附近當了一名護林員。丈夫也埋怨過支月英，「人家是教書養家，你是教書敗家」，但還是會在周末接送她上班回家，幫着她去操持白洋村教學點校舍新建工程。

她感慨道，自己也從不和別人比較，「要比較的話，我就不可能在山上待下去。我只能讓自己的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

她認為，只有在政府層面出台制度，才能使農村教育實現可持續發展，這也是她自2018年履職全國人大代表以來的關注點。「教師定向培養政策，為我們欠發達地區充實了中小學教師隊伍建設，推動了鄉村教育振興和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我也不用擔心，等我幹不動的時候，沒有新鮮血液輸入到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