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杭州：我與一座城市的記憶》

作者：吳曉波

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

杭州是中國歷史上最不像樣的首都。

或者說，她根本不是首都，亦不應該是首都。靖康二年，金人南侵，擄去徽欽兩宗。康王趙構登基後攜室南渡，先是把杭州升格為臨安府、定為「行在所」，之後再順勢把臨時安居之所正式定為國都。是故你去杭州，絲毫不會感受到如北京、西安和南京帶給你的帝都風範與痕跡。

杭州也不會帶給你什麼歷史厚重感，雖然她的歷史當然並不薄 — 良渚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最早發源地之一。杭州亦不是出讀書人的地方— 跟「天堂的另一隅」蘇州相比，自隋唐開科取士之後，後者出了五十位狀元，而杭州則三分之一也不到。

按作者吳曉波的話，杭州的宿命就是「偏安」。她不在任何軍事塞道上，所以「可有可無」，卻正因如此，她並沒有經歷過「百日圍攻」、「人相食」和「屠城」等慘況。但因為處於物產豐饒的寧紹平原的咽喉，杭州成為了大運河的最南端，方便糧食徵調北運，漕運商業亦得以大興；南宋時期更是「全民皆商」。同時，杭州又山清水秀，經過白居易、蘇東坡等落魄文官的描述包裝後，成為了充滿詩意的宜居之地。

這個宜居之地當然充滿了大大小小的故事。因「盛」、「沉」諧音，依運河行舟為生的杭州人至今仍忌把「裝飯」說成「盛飯」而寧說「添飯」。奠定現今杭州城基本格局的五代十國時期吳越王錢鏐懦弱怕事、只會尊佛謝潮。「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女詞人」李清照喪夫後在杭州失節改嫁，不過一百天便告丈夫貪腐、要求離婚，雖長居西湖邊沒多遠達二十多載，但從未以西湖為題着過墨。距離武林門不遠的天主教教堂天水堂，彩繪玻璃紀念杭州首位天主教徒（兼朝廷命官）楊廷筠，於明末僅僅六年便把天主教信徒增加了一萬多人。每人南巡六次的康乾兩帝喜好在杭州題字寫詩，因偏愛龍井茶而讓龍井茶得以成為「天下百茶之首」。富可敵國的清末「紅頂商人」胡雪巖嘗試通過壟斷江南蠶絲供應以抵抗西方的商業侵略，最終卻慘淡收場。首任敦煌研究院院長常書鴻年少時為了保命而被家人叮囑萬萬不可承認是旗人（常書鴻實為長大後的漢名）。毛澤東一生到杭三十九次、共留了五百多天。自改革開放、特別是近三十年杭州人，又再「善賈」了，且不只馬雲一人。這些引人入勝的故事，儼如一軸華麗的杭繡；作者亦不忘提醒大家，杭州有國家級的絲綢博物館（另一家國家級博物館為中國茶葉博物館 — 同為「可有可無」的產品）。

副題《我與一座城市的記憶》，取得有點靈巧：把一部杭州傳淡化為個人看法，創作空間立時大增（事實上，書的歷史材料看來非常豐富扎實。）全書的敘事手法古怪多變：時而把話筒交給馬可孛羅，並指出杭州六公園的塑像把馬可孛羅「弄得太蒼老了」，一會又以一位「對線香和班章茶的熱衷似乎已超過了對男人的興趣」的女友人去帶出「西湖邊的愛情故事，都奇奇怪怪的，女主角主要有三種，要麼是妓，要麼是妾，要麼是妖」的觀點（「三種女主角」分別以蘇小小、祝英台和白素貞為典範）。書中二百來張有趣的插圖分擔了不少說故事的工作（作者的眾多個人照也許強化了「我和杭州」中的「我」！）。然而特意為本書拍攝的漢服女生照不一定符合所有讀者口味；「天水堂前的外國人」插圖中竟是三名回教婦女、《人民畫報》1952年6月刊封面配圖，左上角竟仍標記着網絡出處來源等，則是可避免的製作小瑕疵。於馬可孛羅的敘述中，交待了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在杭州期間，還學會了唱波斯語歌曲，它是由一位叫 Shiraz 的波斯吟者創作的」：Shiraz 應為 Hafez Shirazi，即來自Shiraz （伊朗城市設拉子）的 Hafez。

恰巧杭州是我居住過的首個內地城市。這部吸引的作品，倒卻勾起我與該座城市的一個記憶。從杭州名小吃葱包檜（以油炸檜與小葱作餡烤製的卷餅）到西湖畔岳王廟內的秦檜夫婦下跪銅像（旁邊豎着「文明出遊，請勿吐痰」的提示牌），杭州人並沒有忘記秦檜這位陷害忠良的奸臣。殊不知有一次在飯局中，聽到一個奇特的觀點：歷史對秦氏非常不公，因為他只是保護宋高宗利益而已，而宋高宗如果能自己偏安當皇帝，又為何會積極冒險北伐救父救兄云云。如斯異論，會在其他城市找得到嗎？◆文：李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