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舉

香港的房屋災難，最突出的是深水埗、油麻地、旺角出現了大量的劏房住客，居住的環境非常狹窄，空氣不流通，若果中了新冠病毒，立即傳染全家，能否生存下去，聽天由命。香港人去年每月入息中位數為20,000元，屬於富裕地區，但是貧富懸殊，所以出現了非人生活的劏房區域。

深水埗、油麻地、旺角有大量的舊式唐樓，一般是8層高，沒有電梯，租金較低，所以才有條件被業主改建成為劏房。大暑後，立秋前，劏房氣溫約莫30度， 根本就像蒸籠一樣，連呼吸空氣也有困難。我的一個遠房親戚東叔，就住在深水埗的劏房裏面，東叔所居住的唐樓入口，並沒有鐵閘，可說「閒雜人等，出入自由」。治安環境並不好。上樓梯的時候，一樓樓梯間昏暗無光，爬了兩層終於遇到亮着的走廊燈。光照下，牆面上一層又一層的招貼廣告、黑筆塗鴉的電話號碼，伴着龜裂甚至剝落的牆皮，無不顯示着這裏的髒、亂、差。

這一棟唐樓原本是一梯兩伙的格局，每一個單位都會有一道鐵門，推開右側鐵門後，一個單位400平方呎，「一劏四」，成為了4間劏房。每一個劏房租金6,500元，加起來26,000元，比正常的收入增加了兩倍。

「劏」字本意，原為「宰殺」，將動物從肚皮切開，去除內臟的意思。在寸土尺金的香港，為了多賺租金的房東們，「聰明地」將原本只能整套出租的房子，劏成幾間，分租予不同住客。

最近去探訪東叔，才發覺他的劏房有許多木蝨，東叔的房間只放得下一張單人床，床尾還要架起一木板，才可擺放一個小型電飯煲和雜物。全屋密不透風，只靠一個窄得一尺見方的氣窗通風，房間裏桌椅都沒有，只能站着講話。東叔年輕時因為工作勞碌，回家因為非常疲倦，倒頭便睡着了，與妻很少交談，感情淡薄，最後鬧到離婚。因多年患糖尿病，右腳要做手術截去一半，現裝上義肢，因要爬6層梯級，義肢的傷口常隱隱作痛。現在已經60高齡，要靠打散工為生，經常沒有工開，一個月的收入，大約為11,000元左右。東叔說︰「我想申請公屋，已經十年了，仍然排不上號，只好等待，更要忍得，百忍成金，才可能生存下來。」這真是道出了劏房住客的心聲。東叔講述了木蝨為患的情況，他抽高了衣袖，拉高上衣，展露了木蝨咬的大小傷口，原來手臂、背部，甚至下肢都是木蝨咬口，可說是體無完膚。

東叔還有一個工友，叫做阿明，一家三口住在同一個唐樓的8樓，劏房大約120呎。房間被劏得十分周正——長方形的空間從中被隔開，裏面有窗的一間是臥室，靠外算是客廳，近門口左側還有兩個約1平方米的空間，分別用作廚房和衞生間，右側是窄窄的、堆滿米麵等物資的過道，連接客廳。客人來了，入到客廳後，狹小的空間已逼仄到無法轉身，再想進一人都十分困難。明嫂帶着8歲的兒子在家，沒什麼空間的劏房內，高低床成了孩子的遊樂場。一家人已經在這蝸居6年，提交申請輪候公屋的時間也已經8年。劏房連孩子做功課的地方也沒有，只能在床上做功課，東叔談到了阿明一家人的居住情況，聲音裏滿是無奈。

疫情前，阿明還有着穩定的收入，劏房租金加水電費約7,900元，佔了每月四分之一人工。疫情後，阿明半失業，每月只能打散工，收入大減。明嫂本想做些兼職工作，無奈孩子學校停課，她只能在家帶孩子。附近街區曾一度在污水中驗出陽性樣本，為防疫抗疫，母子只能減少外出，留守家中。房租、水電網費、吃穿用度，三座支出大山，壓得一家人喘不過氣。東叔說︰「住在劏房裏面的人，在兩年的疫情中，生活就如在苦海之中，日盼夜盼疫情早日結束，可以喘一口氣。」

我告訴東叔，明天我來為你滅蝨。第二天，我帶了兩個工具，一個是強力的吸塵機，一個是高壓的高溫蒸氣噴射機。第一件事，凡是有木頭的縫隙和小孔洞，我就用強力的吸塵機把木蝨吸出來。第二件事，整個房間凡有可能藏有木蝨的地方和物件，包括床鋪上的物品，使用高溫蒸氣的機器，噴出高溫的氣體，把木蝨全部殺死；另外，利用水溶性藥劑再噴射在昆蟲出沒的位置，重點施藥，希望使藥劑停留在木板，持續滅蟲效力。最後一步，讓他把所有的衣服，拿到自助洗衣店清洗消毒。兩個禮拜之後，再去探訪，東叔把上衣脫掉，展露所有的木蝨咬口已經消退了，幾十年的濕疹竟然痊癒，全身的皮膚回復光滑。

根據今年3月的統計數據，本港現時約有10萬戶樓宇劏房，有逾22.6萬人居住。劏房住客不少人都是售貨員、飲食業員工，他們上班的地點，距離居住的劏房並不遠，大約步行15分鐘就可以到達，這就節省了不少交通費用。如果住在偏遠的公屋區，每月的交通費就需要接近1,000港元，大大加重了他們的負擔，特別小孩子要讀書，開銷不少，作為父母，節衣縮食也要供書教學。特區政府什麼時候才可以減少建屋工作流程，增加公屋興建的數目，這是窮人最關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