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舉
古代老百姓僅能穿麻衣,並填充蘆花柳絮茅草,故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名句,這說明嚴寒天,凍死人是常有的事。
《鹽鐵論》、《東觀漢記》等史料裏記載,哪怕在漢代「盛世」時,中國關中地區的窮老百姓,依然都住在木板搭建的房子裏。黃河中游的老百姓更是「結草為廬」。而在唐代的詩人們筆下,古代的冬天,要麼如李白所說「唯有北風怒號天上來」,要麼凍得像杜甫云「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冷到這程度,該怎麼熬?最普遍的辦法是烤火取暖。春秋時期,貴族就有了設計精細的取暖爐。秦朝時,更有了寬高1米以上的宮廷大壁爐,足以將皇宮「燒熱」。遼金時更出現了火炕。木炭、煤炭等各種燃料,也是一代代革新。
在盛唐年間,但凡有錢人家庭,冬天裏都有專門的「溫室」,用花椒泥糊住四壁,再生起熊熊炭火。木炭的消耗量也是驚人,所以白居易筆下的賣炭翁,才會被「黃衣使者白衫兒」粗暴搶走炭——這一車千餘斤的炭被搶走,等於是被橫搶了一大筆錢。
而這種能烤火的日子,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顯然可望不可即。就連唐朝的官員,冬天生火也要靠朝堂發的「柴薪銀」。到了宋代時,汴京城一秤(15斤)木炭的價格,就可以賣到200文,可以買6斗多大米。有時候宋朝官府也將部分木炭降價出售,每次都引發百姓瘋狂搶購,甚至還有人在瘋搶中被踩踏而死。至於同時期開始應用於生火取暖的煤炭,即宋代的「石炭」,價格也是居高不下。
所以,在棉被普及以前,就算對於這樣「一日祿不繼則無策」的普通官員來說,生火取暖都是個負擔不輕的奢侈事。對於衣被簡陋的普通百姓來說,冬天穿上紙衣,成了當時窮人禦寒的神物。唐朝年間,「紙衣」就成了窮人們冬天的日用品。比起「紙被」來,紙衣顯然便宜得多,最初的時候用紙填充進衣物裏,就有禦寒的效果。
紙衣的材料是生藤條、蘆葦泡在水裏,變成纖維,形成了棉絮。宋朝的時候,詩人陸游寫出了「謝朱元誨寄紙被」的詩篇,朱元誨即朱熹,詩句中「紙被圍身度雪天,白於狐腋軟於綿」,說出了紙被的保暖作用。詩人陸游收到一份奇特的禮物——好友朱熹從福建郵來的「紙被」。這種用紙製成的奇特被子,竟很快令陸游離不開身,沒幾天就揮毫潑墨,一邊披着「紙被」優哉游哉賞雪,一邊寫就名詩。詩中除了大讚這款被子「暖於綿」的奇特效果,以及自己披着紙被「臥看飛雪入窗欞」的喜悅心情,更恨不得對這紙被「只欠高人未做銘」——字裏行間,滿是喜悅之情。
元朝之前,王室貴族和富有人家,都穿着絲綢的衣服,中間塞滿絲棉取暖。或者穿狐、貂、豹製作的裘衣,輕便保暖。
九世紀阿拉伯旅行家蘇萊曼在其《蘇萊曼遊記》中記述,在中國看到棉花,是在花園裏被作為「花」來觀賞的。《梁書·高昌傳》記載:其地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纊,名為白疊子。」
中原地區所見最早的棉紡織品遺物,是在一座南宋古墓中發現的一條棉線氈。兩宋年間,棉被是稀罕物和高檔奢侈品。
元代初年,朝廷把棉布作為夏稅(布、絹、絲、棉)之首,設立木棉提舉司,向人民徵收棉布實物,據記載每年多達10萬匹,可見棉布已成為主要的紡織衣料。
中國從元代之後,才種植棉花,抵禦寒冷,出現了以黃道婆為代表的紡織專家,並且使中國的紡織業突飛猛進,棉衣普及。到了明朝,宋太祖朱元璋號令全國的自耕農必須留出一塊地種植棉花,如果不會種,官府會派專人督導,出版植棉技術書籍傳播技術,如果仍然不願種植,就要面臨監禁和罰款。如果產量高,就會獲得免稅的獎勵。官府也會徵收棉花棉布作為稅收品種。不到二三十年之間,棉花種植普及大江南北,產量激增,從明代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中所記載的「棉布寸土皆有」、「織機十室必有」,可知當時植棉和棉紡織已遍布全國,曾是奢侈品的棉衣棉被,人人都用得起。中國從棉花進口國變成了棉花出口國,到了明朝末年,僅僅是向菲律賓出口的棉布,就錄得上萬匹。到了清朝年間,每年向俄羅斯出口棉布的利潤就達到了100多萬盧布。
清末,中國又陸續從美國引進了陸地棉良種,替代了品質不好、產量不高的非洲棉和亞洲棉。現在中國種植的全是各國陸地棉及其變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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