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是二度傳訊，它的本體就是語言文字。作為衍生意義的符號，語言文字比事物更不具象，本身不擁有意義——意義是通過人的思維而衍生的製成品。正因為如此，意義的不穩定容易產生變化，造成所謂歧義，問題就出現了。

在翻譯過程中的詮釋者，包括作者、譯者和最終用家的讀者，三者都有解釋的權利和任務。如果我們在加上贊助者（patron）、編輯和其他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因素的左右和操控，意義便變得更為複雜，甚至糾纏不清。

從這個角度再回看所謂客體的原文，其絕對等值的可能與否實在值得懷疑。如此一來，翻譯是否可以有意義地進行？或者，翻譯究竟有沒有可能？與本體的真實性值得懷疑的同時，我們也不可能絕對否認在認知本體的過程中共通性的存在，否則訊息傳播根本不可能發生，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也無法進行。共通性或多或少，以至詮釋的差異和浮動，則視乎訊息接收者的社會、文化和其他背景而有所不同，而翻譯的可能性也就是建基於共通性，所謂約定俗成，一定程度上不可或缺。

從這個角度去看創譯，既然原文和譯文雖然具有共通的地方，但二者意義卻不穩定，就賦予譯者一定的空間和自由去創造、改動或增減。正如現代藝術家脫離本體，譯者也有權利從原文重新出發，進行創譯，其實這就是當代翻譯的取向。至於能否發展為各種不同的翻譯派別，甚至產生的譯作可以成為別具藝術價值的文學作品。例如晚清時期嚴復的《天演論》和林紓的小說《巴黎茶花女遺事》等，都有不少創作成分，都公認為我國文學古典。

我們要說明的是作為客體的原文，並非神聖不可侵犯。翻譯很大程度以應用為目標，傳訊的工作完成了，也滿足了譯者和贊助者的要求，翻譯也就功德圓滿。這裏也產生了一個問題，就是改動原文的問題，究竟有沒有尺度？那是要看不同的應用因素，語篇類別也很大的關係。

權威性較高的文本，創譯的容忍度相對較低，例如聖經、政治人物的語錄、法律條文等。雖然如此，譯文意義的穩定性也不是百分之百，例如聖經需要詮釋學解決經文的爭拗，法律條文也要律師和法官解釋才可定案。

實用程度高的文本，例如廣告和其他市場推廣的譯文，便需要和可以容忍較高程度的創譯，這就符合翻譯的目的論Skopos Theory以實用為目標和取向的主張。很多語言服務公司現在也標榜創譯的服務，尤其是在全球一體化的市場中，創譯可以因應不同地方的需要，針對客人的文化和習俗進行本地化，加強商品的吸引力，使他們成為「快樂的顧客」（happy customer）。

◆ 方梓勳教授 香港恒生大學翻譯及外語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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