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可算是千古一帝，也可以說是絕對開明的君主。他自貞觀帝號一開始，剛登上龍座，就不斷跟大臣探討，前一代的隋朝為什麼滅亡得這樣快？原因何在？有何值得借鑑之處？

貞觀二年，唐太宗同宰相魏徵說：「怎樣的君主才可算是明君？怎樣的君主才可算是暗君？」魏徵回答很有意思，說君主之所以「明」，是由於他能夠「兼聽」；君主所以「暗」，是由於「偏信」。正是「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魏徵的回答，相當直截了當，在皇帝面前，可就不容易了。

有一次，唐太宗對大臣說，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這時已是貞觀十年，唐太宗也在位十年了，大唐的基業也見鞏固了，但他還在探討創業與守成的問題，實屬難得。

房玄齡也是宰相，他說，創業是非常難的。魏徵卻說守成更難。唐太宗覺得兩者都說得對，因為房玄齡是跟他一起定天下，知道創業時九死一生，是很難的。而魏徵則從治國的角度看，覺得守成更難。證明這位君主，何其明白事理。

到貞觀十五年，唐太宗又同大臣講起打天下和守天下的難易問題。魏徵這次回答說，創業與守成一樣難。太宗有點不滿意，都那麼難嗎？覺得如果能夠任賢能，聽別人的意見，這又有什麼難的呢？

魏徵回答說，自古的皇帝，在憂危的時候、有困難的時候，都會容易聽別人的意見。而一旦安樂，心胸比較寬怠的時候，就不容易聽別人的意見，以致後來走向滅亡。這一年，太宗在位也十五年，國勢隆盛，魏徵就是指出，現在正是天下太平，比較安樂的時候，也是皇帝最不容易聽意見的時候。不聽意見，就會走向滅亡。所以，這時候也是隱伏着危險的時候。

正所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太宗經常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跟宰相們討論，足見他時刻警惕，不自驕、不自滿，所以貞觀之世，國勢日盛，各方來朝。

太宗對這些宰相也稱讚備至，覺得他們常常提出一些意見，令他很受用、很有益。太宗知道，治國有什麼成就，一定不是他個人的成功，而是這些宰相們一起努力的成果。而魏徵，就是其中的表表者。

魏徵，最敢直諫，可說是視死如歸。有人批評魏徵舉止疏慢，不夠禮貌，但太宗卻說覺得他非常可愛。有一次太宗對魏徵說：你前後向我諫了二百多件事情，如果不是摯誠，怎麼能做到這樣？

他曾上呈《諫太宗十思疏》，主要是規勸唐太宗在「貞觀之治」取得成就以後，仍要牢記隋亡的教訓。「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善始」、「克終」，以「積其德義」，使國家達到長治久安的局面。

《舊唐書》讚揚魏徵的奏疏「可為萬代王者法」。對於魏徵這篇奏疏，太宗非常重視，說它是「言窮切至」，使得自己「披覽亡倦，每達宵昏」。他還曾使用「載舟覆舟」的比喻來訓誡太子。宋、明、清三代的一些君主，也經常拜讀這篇奏疏，用以規誡自己。

即使到了現代，文中「居安思危，戒奢以儉」的觀點，也仍有值得借鑒的意義。文章中魏徵指唐太宗在取得巨大政績之後，有逐漸驕傲自滿，生活日趨奢靡的情況，「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勸他不可不「竭誠以待下」，否則必然會導致至親疏遠，君臣解體，離心離德，難以保守天下。

奏疏提出「十思」的措施，既明確具體，又實用而不空泛，針對性很強。《諫太宗十思疏》是魏徵覺得太宗即位初期，因「隋鑒」不遠，尚能勵精圖治。但隨着功業日隆，生活漸加奢靡，開始「喜聞順旨之說」，「不悅逆耳之言」。

魏徵以此為憂，覺得這樣下去，何以守成？因此多次上疏切諫，此文是其中一篇。具體提出了這十個建議，寫得語重心長。他對太宗的稱讚，只是給太宗下禮，說：「臣以身許國，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負。但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

太宗問良臣和忠臣，有何區別？魏徵答：「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就是「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徒有其名」。即是說作為良臣是挺身為主，令國家世世代代強盛下去。而忠臣則是君主有錯，就算殺了我也要講出來，不令家國滅亡，否則徒有美名又何用？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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