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由海軍和陸軍把守的方言。」社會語言學家溫里克（Max Weinreich）如此區分何謂「語言」（language）與「方言 」（dialect）。換句話說，被稱為「語言」的說話方式通常有國家體制的支持，並且由官方宣告該語言是國家語言或官方語言。因此，被認定為語言或方言的語言差異並非源自字彙或文法的重複數量，也並非源於相互可理解性，而是根植於地緣政治因素。政治、歷史、族群認同、文化及原居民權利的考慮，皆遠高於技術層面的語言考慮。
「方言」一詞也模糊不清且爭議不斷，事實上，每個人都說（至少一種）方言，然而，「標準方言」說話者－例如主流新聞播報員、受過高等教育的上流階層－通常認為他們沒有使用方言，但難免有「口音」（accent）。
舉例來說，瑞典語和挪威語被視為兩種語言（分別為瑞典和挪威的官方語言），這兩種語言的使用者卻完全可以理解對方。同樣，雖然印度語和烏爾都語的書寫文字不同，但是，口說語言有很高的重疊性；然而，由於這兩種語言分別屬於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國家，因此被視為兩種語言。另一方面，儘管作為中文「方言」的廣東話和普通話的書寫文字很類似，但是口說語言的相互可理解性很低。
英語差不多全球通行，不論在任何地方，人們驟耳聽來，英語不就是英語嗎？可是，美式英語跟英式英語，也可以差天共地。比方說：A geezer wearing pants going into a first-floor apartment carrying a casket，美國人理解到的是：an old man wearing trousers going into the floor at street level carrying a coffin（老頭穿着褲子，抬着棺材走進底層），英國人卻會以為是a tough guy wearing only his underwear going up the stairs to the floor above street level carrying a jewellery box（粗漢僅穿內褲，拿着首飾箱走上一樓）。此等句子，怎一種「英語」了得！
翻譯方言的時候怎麼辦？學者愛普斯坦（BJ Epstein）曾研究馬克·吐溫（Mark Twain）名著《頑童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的15個瑞典語譯本。此書於1884年在英國出版，翌年在美國面世。整部小說大部分以敘事者的家鄉話寫成，還夾雜許多形形色色的方言；馬克·吐溫曾說他煞費苦心，才把各種方言準確記錄下來。
既然書中主要語言並非標準的美式英語，瑞典語譯者自然不應翻成標準瑞典語；將之本地化，換成不同的瑞典方言，也一樣唐突，因為讀者顯然知道故事的背景設於十八世紀初的美國南部。嗚呼譯文，人物方言不復可知矣！可憐作者一番徒勞，研究中逾六成譯例終究翻成標準瑞典語；也可憐讀者，本來目不識丁的頑童忽然字正腔圓起來，原著的地方和感情色彩大為遜色。這個做法側重原文的字義，淡化了故事的氛圍。
愛普斯坦建議譯者採用非標準的拼寫和文法，以模仿原著人物的語誤。可是，許多時候，方言根本無關用者的智力和教養，跟標準語言的不同之處亦不宜看成語誤。書中唯一的黑人角色占姆（Jim）說的是「非洲裔美國人白話英語」， 把他的說話強加錯誤，豈不使他顯得比其他白人角色愚蠢？
理論上，譯者應該處理不是語言變體本身，而是語言內部的差異，即是方言跟語言規範的相對偏離，要注意的是對方言的仿擬（parody）和真實性（authenticity）所作的調整，是否尊重兩者差異本身附帶的相對價值。若干譯法不過反映了社會在歷史進程中不同的價值觀，而此價值觀的形成又反映了翻譯政治下的權力關係。
● 陳嘉恩博士 香港恒生大學翻譯及外語學院副院長及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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