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社會有「四民」—士、農、工、商。這「四民」階層，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用以確定尊卑秩序的社會等級制度。相對於統治階層而言，士、農、工、商同屬於平民階層，但他們的社會地位卻有着極大的差異。

後世學者每以「尊崇尚學，貴農賤商」來概括此間的差別。具體而言，「士」的社會角色最高，為「四民之首」，享有種種的法律以至政治特權，成為歷代統治者藉以維護和鞏固大一統皇朝的社會中堅力量。農民作為「四民之本」，其主要作用是在經濟層面。在以農立國的大前提下，農民受統治者的重視，有政治上與經濟上的功能，其社會地位自然高於工、商之民。

而「工、商」雖同為「四民之末」，其中又以「商」的地位最為低下。雖然商賈的實際經濟地位和物質條件遠較一般農民優越，甚至連士也有不及，但是他們的社會和政治地位卻一直很低，不僅在倫理道德上遭受貶斥，在現實生活上，亦始終無法獲得法律上的公平對待。

歷史上，這種「四民」思想，始見於《管子》一書。《管子》相傳是春秋時期齊國名相管仲所撰的，但史學界一般認為此書非一人一時之作。實際成書於春秋末至西漢初年，反映着這段時期的歷史發展概貌。據《管子·小匡》篇所載：「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也。」這表明在春秋時期已有「四民」的區分，但當中的商與工並未受到特別的輕視或約制。反之，各派學說都帶有一定的重商主義色彩。

自戰國中葉以後，隨着土地兼併日益嚴重，以耕作為生的廣大農民，在土地集中的情況下，生活面臨威脅。面對這種發展趨勢，開始有學者提出「重本抑末」、「重農抑商」的理念。及後，七雄當中的某些統治者，更以此作為治國的主導思想。其中協助秦孝公推行法治改革的商鞅，首先把本末概念置於農、工、商關係之中，提出「事本而禁末」的主張。

商鞅提出農為立國之本，治國之要在於「令民歸心於農」，「民喜農而樂戰」，然後才能富國強兵。而要使農富，就得「禁」（限制）工商末業，使「商賈技巧之人無繁」。而集法家思想大成的韓非，將重本抑末、重農抑商的理論推向極端，明確地把商工之民列入末作。韓非更將商工之民視作為「五蠹」（即蛀食農作物的害蟲），應該剷除。具等級意義的「四民社會」，形成於西漢初年。

在文、景統治時期，漢朝社會出現了一些顯著的變化，就是承襲秦制實行全面抑商政策，從而開日後我國兩千年抑商的先河。

●羅永生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中國歷史教學及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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