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廊】由諾貝爾文學獎想到的：垂聽人性的鼓聲

鍾　倩

如果不是坦桑尼亞小說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納爾（Abdulrazak Gurnah） 榮獲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諾獎），我對遙遠的北半球非洲還停留在印度鼓樂聲中。記得有一年，我應邀參加一場文藝活動，孩子們表演的非洲鼓舞表演很是熱鬧，事後才知道這是來自一群自閉症兒童。後來，偶然機會，邂逅印度女作家阿蘭達蒂·洛伊的《微物之神》，我沉溺在憂傷而唯美的家族敘事中不能自拔，用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錦華的話說︰「展露出的是生命與歷史的擦痕。」

諾獎是一種審美提醒，亦是文化體認。我們對古納爾的「認生」，毋寧視作對非洲包括印度文化的缺乏了解，抑或是對人性的認識遠遠不夠。閱讀古納爾的短篇小說《博西》和《囚籠》，我似乎能找尋到《微物之神》初讀的震撼或痛切，即「仍記得，最早打開並進入這部小說所體認的那份心的震顫和感性與智性的狂喜﹙戴錦華語﹚」，雖然內容各有不同，但相同的是人物的卑賤、不幸、多難與憂傷，那些形形色色的小人物，或死於戰亂、災荒、饑饉、洪水，或喪命於充滿歧視的現實社會，死亡之神的腐朽氣息恍若盤旋在頭頂，處於永遠無法解決的不安狀態。

先說《囚籠》，故事很簡單，講述了一個可憐的姑娘茹基婭。主人公哈米德十幾歲就來到這個小鎮上，法吉爾老人僱傭他照看小店，每到晚上他都會想念自己的父母和他出生的那個小鎮。某天晚上關門之際，來了個姑娘打印度酥油，他對她徒生愛戀，從此一發不可收。

第二天晚上，姑娘來店裏買黑色鞋油，老主顧曼塞與她搭訕，諂媚說笑，討其歡心，並斷定她是從事嫖娼營生的妓女。哈米德卻不相信，一個人的時候，他想像與姑娘在一起親熱的場景。後來，姑娘再來店裏買糖和豆子時，他有意識地多秤一些，貨品短缺時他會從給老主顧留出的儲備中取一些給她。她告訴他，找到更好工作之前，自己會一直在城裏新開的最好的赤道酒店當女招待。最後一次姑娘來店裏買糖，她暴露真相，傾倒心聲，「你總在給我東西，我知道你也想得到回報。那樣的話，光靠這些小恩小惠就不夠嘍。」一句話印證了患有白內障曼塞的論斷並非胡言亂語，卻使人心生悲憫，對哈米德和茹基婭的同情，前者是對單純愛情的悲憫，後者是對艱難生存的包容。可見，「囚籠」一語雙關，既是物質之困，也是靈魂之困。

《博西》的故事梗概相對複雜一些。開頭頗為引人入勝，「那已經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們坐在藤壺密布的碼頭上，兩隻腳在空中搖擺着。瑪格麗特公主碼頭籠罩在午後長長的陰影裏，我們望着腳下的大海浪花飛濺，變幻出胳膊、腿和亮閃閃的牙齒。我給他講了個很長的故事，連篇的謊言，溫文有禮而不失睿智，我告訴他，有一個人站在海邊撒尿，就這樣尿個不停，彷彿一條看不到頭的舌頭，盤繞在人的體內。」

字裏行間充滿魔幻色彩，與馬爾克斯《百年孤獨》開頭媲美，實際上是對人物處境的渲染，這就像一個又一個的人性黑洞，在我心頭漸次炸裂：先是博西妹妹無奈當妓女，再是博西父親幾年前去世，最後是博西喪命於大海。「你錯過了最慘的一幕，博西。你妹妹僅僅充當了一個註腳，沒人為她流下一滴淚。你也是，你和我，我們看着鄰居淪為乞丐，賣掉女兒換回鯊魚肉，也會坐視不理，也會一笑而過。」似乎，任何悲慘人生後面都可以再加個「更」字，比妹妹當妓女更悲慘的是博西死在12月的早晨。「我」、博西和綽號「金屬絲」的尤尼斯借船出海，前往禁止遊客入內的監獄島，證明「他們已經肩負起了屬於自己的那份種族的重負」。

博西曾是游泳冠軍和足球驍將，英國俱樂部曾獎勵他一塊腕錶。他們在島上朗誦詩篇，唱歌祈福，在棕櫚樹岩洞裏發現腐爛的芒果，博西帶回花斑烏鴉，他不聽「我」的勸告，以此飽腹解餓。離開瀑布天堂，前往旅程最後一站時，博西提出要獨自游回城裏，當船出了島，他早已潛入水中不知去向。小說結尾，那天晚上「我」在姆布維尼安全上了岸，回到鎮上時遭一群人痛打和侮辱，在沙灘上不省人事，對方聲稱「阿拉伯人就該死」，而博西永遠地錯過了這最殘忍的一幕。

「最殘忍的一幕」，是妹妹當妓女，父親的早逝，還是博西的喪命？我認為，都是，也都不是——「最殘忍的」指向未經整理的人性，也是未經整理的死亡。不得不說，當下的小說充斥着太多的苦難，幾近氾濫的苦難與淚水，反而獨獨失去真實。古納爾不同，他不動聲色地講述，就像隔空投擲過來一個個啞炮，當你完全讀懂時才會在心裏炸響。比如，博西16歲那年，父親的葬禮上，他滴淚未灑，卻放不下母親和妹妹，「如果我到其他地方待個五六年，當個林業官員，回家卻發現我媽死了，我妹妹成了妓女，那我離開還有什麼用？」博西還沒來得及完成心願，就先一步離開了這個世界，誰來保護母親和妹妹？令人心痛不已。

再比如，《囚籠》裏，哈米德得知姑娘企圖做交易後，會不會傷心離開這個小鎮？作者沒有交代，倘若他離開了，晚上誰去幫法吉爾上廁所，誰去陪他說說話呢？讓人心生不忍。胡里奧·科塔薩爾將短篇小說視為一個封閉的球狀體，所謂球狀體，正是命運的無限延伸，人性的探幽不盡。而古納爾的敘事光譜中，很好地體現了這種不徹底性。雖然未讀他的長篇小說，但從這兩部短篇中依然能夠感受到來自靈魂深處的人性鼓聲，感受到來自觸手可及的現實關切，對此，我們必須心懷敬畏，去垂聽，去靠近。

移民作家納博科夫曾說過︰「我永遠也不會回去了。理由很簡單，我需要的是俄國的一切我都帶着了：文學、語言和我自己在俄國度過的童年。我永遠也不再返鄉。我永遠也不投降。」對於古納爾也是如此。他出生於桑給巴爾島，當年他上學時，班上同學有印度、阿拉伯、非洲和索馬里的孩子。18歲那年，國內發生革命，他以難民身份逃到英國，用英語寫作，關注後殖民時代議題。從此，流浪、逃離、移民等，成為他小說敘事的精神底色。作家、學者、教授，他身兼不同角色，卻時刻關注難民的生存鏡像，在製造混亂中探索統一，游離在中心與邊緣之間，苦苦尋覓故鄉，如長篇小說《最後的禮物》中難民阿巴斯的臨終追問：60歲的阿巴斯從昏迷中醒來，得知自己因糖尿病而中風，須臾間，「我是誰」成了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可想來想去，結論都是「白活了」。

想想，這何嘗不是古納爾的精神叩問？而「最後的禮物」，寓意全人類的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