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與科技的進步在英語文學中的呈現，自十九世紀以來往往與機械化、去人性化，以及人類野心膨脹導致悲劇掛鈎。《科學怪人》（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 1818）與《變身怪醫》（Dr Jekyll and Mr Hyde, 1886）皆如是，故事中富科學知識的人類主角，如上帝般創造出或化身成怪物，恍如照妖鏡反映出人類的自我和虛偽。

威爾斯（H. G. Wells）的《隱形人》（The Invisible Man, 1897）正正延續了人類對科學的野心操弄出軌失控、終於自毀的書寫脈絡。其首部科幻經典《時間機器》（The Time Machine, 1895）更令人深思所謂進步進化所成就的未來烏托邦，是否亦是個反烏托邦，表面上受惠的有閒階級身心弱如孩童，而這（反）烏托邦裏仍然有不得文明之利反受其害的一群，活於底層下流，伺機反撲。

鞭撻科技文明造就的烏托邦即反烏托邦的主題，在二十世紀得到不少作家如赫胥黎（Aldous Huxley）、奧威爾（George Orwell）、愛特伍（Margaret Atwood）等承繼，進一步將科技文明與扭曲人性、違反自然、剝奪創意、抑壓自我畫上等號。這種對科學科技的負面想像，可解讀為對現代性的反思，以及對於自啟蒙時期推崇科學理性和人類中心主義的質疑。

正如學者阿當·羅伯茨（Adam Roberts）指出，十九世紀下半葉英國推行初等教育法，提高新生代的識字率，為通俗科幻小說於報章雜誌連載提供了讀者群，威爾斯正正是在此背景下冒起。通俗的科幻故事中不乏穿梭星際冒險、人類駕馭科學、解除外星侵略、救贖人類文明等英雄主義題材。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的科幻小說新浪潮，則反思通俗公式的掣肘，由摩考克（Michael Moorcock）等牽頭，凝聚和影響了一班英美作家，進行百花齊放的書寫實驗。其實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作家海因萊因（Robert Heinlein）已提出有關推想小說（Speculative Fiction）概念的討論，區別賣弄科技玩意的科幻小說與以人及其內在變化而非科技為重心的創作，試圖提升科幻小說的文學地位。

然而，不論科學科技在小說中之於人類是照亮黑暗或是足以燎原的文明之火，人類的主體性和存在危機往往是大部分作品探討的主要命題。箇中當然有例外者，如承繼新浪潮脈絡的美國作家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在《迷宮》（"Mazes" , 1975）中以實驗室的老鼠為敘事主角，被無意溝通、掌握神權般的「外星人」囚禁擺弄至死，而那「外星人」就是主持實驗的人類。像勒古恩書寫的這類推想小說，不但反思了科學與人性，更進一步批判了人類對科學的支配對非人類的影響，甚有將人類去中心化的後人類主義（Posthumanism）意味。勒古恩的女性視角，以及對東方佛道思想的涉獵（她曾英譯老子的《道德經》），也許多少解釋了為何她的視點不只局限於英美文學主流關心的人類在科技文明進化中的掙扎與存亡。

可是廿一世紀的讀者或許會覺得像《迷宮》這類小說中，對科學和人類的負面呈現其實與反烏托邦小說中的處理大同小異。在這個廣泛應用人工智能、物與我—即科技與人類—相互依附的時代，當代英語作家對科學與人類的關係，在傳統以外，又有何新的觀點？下回再續。● 許旭筠 香港恒生大學英文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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