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後電影導演、作家唐棣的首部長篇小說《零公里處》日前由浙江文藝出版社「KEY-可以文化」推出。唐棣是橫跨電影、文學與攝影等領域的多棲型創作者，他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零公里處》是他在疫情期間「無法走出」而被激發的一次高強度精神遠行。●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零公里處》以「地圖」的結構和形式開展，由十三段旅程——十三個獨立又相聯的小說故事組成，並由一個若隱若現的神秘主人公李松野講述，所有故事跟隨他的行蹤展開。十三段「旅程」既可獨立成篇，亦可連綴成一部「地圖式」長篇小說。
唐棣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這本書的故事不算旅行故事，這是關於上路的故事。疫情時期的「無法走出」是不可選擇，它激發了唐棣的一次高強度的精神遠行。唐棣說他不斷修改這本書，「利用碎片時間寫作」，《零公里處》也逐漸變成了一部精神出走之書，「請注意，這群人不能算是旅行者。他們完全是被事所逼，而路意味着希望，對人的生存非常重要。這就是我在疫情時期所想的事。」
唐棣的「零公里處」是一個真實的地方，在他的出生地河北唐山，中國鐵路的零公里處，「那地方就在我家旁邊，小時候我整天在那遊戲，長大後我從那裏走了出來。……零公里處除了和我的成長有關係，其次就是它既是起點，也是終點，既是初心，也是目標，很多寓意，比如說人生就是一個圓圈，像書封面上的那個圓。」
對真實的追求
唐棣現在不在故鄉工作和生活，這個距離讓他產生了不少想法。唐棣說，他的成長和文學沒有關係，跟生活關係更大。
「我們那兒的人上班只有兩個去處，一個是鋼鐵廠，一個是陶瓷廠。女性差不多都在瓷廠上班，我小時候跟着媽媽上班，常常被傾倒破瓷片發出的尖銳聲音嚇得大哭。還有鋼廠的聲音，再有就是採煤塌陷區人的『恐懼』，很難叫外人理解。比如說，我會擔憂腳下的土地消失，這讓我不會過分相信腳步接觸到的那個世界。」 所以，唐棣比一般人看重觸手可及的「真實」，「雖然寫小說，但我懷疑虛構，這個點很有意思，我就是帶着這份對真實的熱情追求開始寫的。」
為此，唐棣在小說中融入了圖像元素，試圖打破文本界線，融入小說、戲劇、圖像以及潛藏的鏡頭語言，以圖還原日常生活的荒誕性。但這種荒誕並非是貝克特《等待戈多》般對虛無與麻木的直接反諷，而是通過一系列戲劇性事件來呈現。坐不住的出行者、各懷心思的旁觀者，同時也是不少事的參與者。「戲劇性的情節，將日常生活內在的不合理性暴露，並加以直視。」
打開《零公里處》，會發現它的目錄不同於一般小說的設計，因為它是一張《路線示意圖》的摺頁，也是一幅帶有刻度和旅程標記的地圖。地圖上涉及的地點與空間包括酒吧、立交橋下、麵館、暗巷、海灘、靈蛇島等，結合彼此相隔不同的「公里數」，是故事的發生地，也寓意小說的故事由路線上的每一段旅程所組成，使此趟旅程的蹤跡得以更直觀形象地展現。由此來看，《零公里處》與一般小說不同，是一部充滿空間感的小說。
唐棣告訴記者， 「為了這次寫作，我特意回去翻地圖，一邊寫作一邊推導出一個路線圖。」對於《零公里處》來說，一站一站的數字路標，既製造出空間之間的「距離感」，也負責營造一點點接近真相的「真實感」，「它這種形式首先可以給自己一份具體的感受，距離感特別重要。我要確認這些地方，認出這些人，這樣我才可以把自己放在一個相對真實的情景裏。至於其中的規律我想留一個懸念，以後再說。」
唐棣有個「北方檔案」三部曲的寫作計劃，《零公里處》是第一部，或許讀者可以從後兩部中了然其中的規律。
以自己的速度 「隨波逐流」
唐棣本人從來不靠腳接觸更多更遠的外界，他更傾向於用創作來試驗世界的多種可能性。他1984年生於河北唐山，是首位在香港《字花》開設專欄的內地創作人，出版有文學作品集多部，除小說外，還包括藝術評論及電影理論集，主要作品有《遺聞集》、《西瓜長在天邊上》、《電影漫遊症札記》等。同時唐棣也是一位出色的視覺導演，從2008年起創作了多部風格大膽、實驗的短片與藝術錄影，並以不同身份參與過多部電影的製作，2014年錄影作品《十二宮》獲新星星藝術節·年度實驗獎。次年，處女作實驗長片《滿洲里來的人》引起電影界關注。
「無論多少種創作形式對我來說，都等於是換衣服。不同的衣服改變不了一個人，頂多只是印象變化而已。我最早寫過詩，寫小說，後來為了生活，去劇組拍劇照，打雜，自己當導演。」
只是這幾年他對電影的看法在變，一時間還不清楚拍什麼。「做電影可能比較在意觀眾，觀眾和電影人互相限制，今天的電影越來越和我心中的電影出現悖離。」於是他先把一部分感興趣的東西存放在小說裏。「我越來越把電影看作一個開拓眼界、認識世界的過程，我在過程裏獲得了不少新奇的東西。寫作呢，就是見縫插針，隨時拿手機寫一段。」
總之，唐棣自認為是一個不太有計劃的人，停停走走，「盡量以自己的速度『隨波逐流』吧。」但只要向前走，就意味着你不是一個「孤獨的個體」。我們一直「在路上」，便一直擁有着無限的、尚待被發現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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