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揚名,初綻芳華,周潔茹以24歲的年紀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早早被冠以專業作家之名,卻未曾想過掌聲與讚譽背後,是囿於創作室的「創作」與無窮無盡的會議。是以她決絕地離開故土,旅居美國,奔赴比寫作更為重要的,真實的生活。而後,她來到香港定居,終在某日回歸了寫作,娓娓道來一個個關於香港的故事。幾年前,她開啟了坐辦公室的職場生涯,這次的朝九晚五不再是禁錮,而是肩負重任,守護一方純文學創作的天空,助香港文學新星閃耀光芒。●採: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在上月的香港書展名作家講座「70後女作家的出走與歸來」中初見周潔茹,身着一襲黑裙的她端坐在那裏,安靜少言,笑不露齒,典型江南女子的溫婉模樣。不久後,與她相約於香港文學出版社訪問,在總編室裏見到的她又是另一番的鮮活靈動,就如同她筆下的文字般呈現出了最本真的自己。在這裏,她不僅是作家周潔茹,亦是編輯周潔茹,她希望將《香港文學》創刊總編輯劉以鬯發掘與幫助年輕寫作者的使命傳承下去。
文學絕不是獲取名利的工具
《香港文學》這本有着近40年歷史的刊物,至今依然保持着如故的樸實而厚重,雜誌有着便宜的價格,內刊文章在網站上也可以隨意閱讀,「我們的作用也並不是讓讀者訂閱或購買,就是希望在香港有傳播純文學的作用,」周潔茹表示,「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純文學從來都不是賺錢的事情,但慶幸還有一批純文學的堅守者在。文學絕不是獲取名利的橋樑和工具,文學是我們的信仰,是刻在靈魂深處的東西,我見不得它被踐踏。只要還有一個人在寫作,還有一個人在閱讀,那我們就一定會堅持做下去。」
她也曾因與身邊人談文學而被嘲笑不合時宜,但她始終相信,每個人都曾在學生時代的某一瞬間被文學觸動心靈,或許也曾有過關於文學的理想,即使如今為求生存而疲於奔命,與文學日漸疏遠,當年銘刻入骨血的印記也會始終存在。她回憶起上世紀九十年代,那時還未有「青春疼痛文學」的浪潮,自己的文章也是充滿陽光和正能量的,「我有時候看到年輕人在現實中吃喝玩樂不要太開心,文章卻寫得很灰暗,不知道那種憂愁是從何而來?當然這也代表着青春的聲音,過後也許他們會為自己的年少輕狂而反思,但也不需要後悔。」
在周潔茹過往的訪問報道中,鮮見她談及封筆那些年的故事,那些細碎的生活絮語與真性情,在她去年出版的散文集《我在聖弗朗西斯科做什麼》中可窺見一二。
在生活焦慮中保持不妥協
而她也不諱言,自己在美期間亦走入結婚生子的人生新階段,從寫作中出走的15年,她曾陷於育兒的各種困頓之中,這種焦慮與自我否定,在她舉家遷至香港後達至頂峰。「在新移民的圈子裏,大家都在晒老公和名牌,我經常背一個帆布袋參加聚會;在各種媽媽群中,她們批評說我不會教小孩,為小孩選學校時我也走了很多彎路……」那時的她,無論是與這座城市,還是那些群體,都有些格格不入,沒有譁取的色彩。
2015年的某一日,她在電梯反光中望到自己,塗了口紅的氣色還不錯,而那時,她已經很久沒有在鏡子中認真端詳過自己,那一刻忽然靈光一閃:「我好像是個作家,要不再寫點東西吧。」回歸寫作的她,從略顯生疏到得心應手,6年間陸續出版了15本書,她依然保持着固執、堅持而不妥協的姿態,在家庭主婦與兩孩之母的身份中找到一絲伸展的空隙,衝破偏見和阻礙,做獨一無二的自己,開出花朵。
從冷靜旁觀到以此為家
周潔茹對香港故事的書寫,經常處於冷靜自持的旁觀者姿態,小說集《香港公園》及《九龍公園》裏的故事皆是如此,刻畫各種身份的新移民在生活、旅遊、親情、感情所遇到的掙扎和無奈。她坦言初來香港時,經常受到惡意的對待,於是作品中角色關於「我們為什麼要來香港」的困惑,或許這也正是她持續長時間的思考。
如今,她對香港的感情已然轉變,「對這裏已經有一種家的感覺。」她講述自己復出文壇後於北京出版第一本書,需要在北京開兩場新書發布會,「這是我第一次離開香港那麼久,兩場發布會之間隔了兩天,我留在北京等待的時候感覺很煩躁和焦慮,也沒有遊覽的心情。開完會之後我一天都不願意多呆,凌晨3點已經開始收拾行李,歸心似箭,早晨5點已經去了機場,迫不及待第一個上飛機。當飛機飛到赤鱲角機場附近海域,趴着窗子望着這片海我感到特別激動,我終於回家了!」如此自然的反應,無法欺騙自己的感情,那一瞬間她意識到自己已經視香港為家--「因為我的家人和孩子在這裏。」
「我的文章發表了,我出書了,孩子也還不是特別搞得清楚我的職業,填寫學校表格的時候寫我是家庭主婦,甚至連我的名字都不記得,只知道我是李太,」她頗有感觸地說,「當年女兒還小,我開新書發布會和香港書展的時候,我工作都會帶着她,我在台上一邊講寫作,一邊盯着她別亂跑。但也是那時,她第一次感到驚訝,會後和我說『媽媽,原來你是個作家,為什麼我10歲之前都不知道呀』,我問她感覺怎麼樣,她說『感覺還不錯』。」來自家人的認同和鼓勵,使她走在寫作這條路上的步伐亦充滿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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