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翅鬼》的再版序中，雙雪濤這樣描述自己回憶起2010年寫出這部作品第一句時的感受：「每當我想起這件事，就不得不越過我無神論的頭頂去相信宿命。」這部一鼓作氣寫出的6萬字小說後來一舉奪得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雙雪濤視之為自己的寫作人生的起點。在這位生於遼寧的「80後」作家筆下，他成長時期嚴寒的東北故土、社會劇變下的無數邊緣人物，或可照見一個時代共同的記憶，然而他說：「每個作家書寫的都是屬於自己的記憶，那些集體記憶，還是留給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去研究吧。」●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

《翅鬼》奪獎後不久，雙雪濤辭去了原本的銀行工作，全身心投入寫作之中。此前很久，他都是白天工作晚上寫作：「白天生活越乏味，晚上就越想找到自己的空間，寫點令想像力馳騁的東西，我很感謝那段生活。」隨作品一部部面世，他同名小說改編的《刺殺小說家》亦於今年春節檔上映，高達10億的票房結果，雙雪濤並不認為這是自己作為作家的成就。比起成為編劇或導演，他更願意去繼續耕耘小說的土壤，持筆躲在虛構的背後，享受虛構的特權。

為人的精神世界着迷

上世紀90年代經濟轉型，國企改革引發「下崗潮」，東北大批工人失業。這一時代背景忽明忽暗地在雙雪濤的小說之中不斷出現，同時出現的還有強烈的基督教色彩：《光明堂》中的林牧師、《平原的摩西》中《出埃及記》的典故、《長眠》中引用的《約伯記》語句……雙雪濤坦言，他不是基督教徒，但會被《聖經》中的故事打動：「它是有力量的故事，在我的作品中它變成了大故事中的小故事，和我的創作意念有所聯結。」在他看來宗教非常利於探討一個人的精神世界，當越過書中人物眼前破碎、嚴寒的生活，「信」仍然存在着，「這是我特別有興趣的，它是人精神世界的形態，而這種形態經常令我着迷。」

過去的記憶是雙雪濤不會枯竭的創作源頭，但他提到最近他也在思考，是否應該去寫一些比較新近發生的事：「它可能沒有沉澱得那麼久，但就是會衝擊到你。」在他看來，沉澱得越久的記憶確實會不斷發酵，但新鮮的記憶也並非寫不出厚度，兩者就好像陳年老酒與新鮮水果一樣，可以予人不同的快感，「重要是看你如何思考，思考得深不深，透不透。」

作品改編電影看緣分

繼《刺殺小說家》後，改編自雙雪濤同名小說、定檔今年12月上映的《平原上的摩西》早前亦入圍聖賽巴斯提安國際影展，將代表華語電影衝擊影展最高獎項「金貝殼獎」。雙雪濤覺得，自己的作品被改編為電影是件完全看緣分的事，當「有緣人」到來，他會將自己的作品全盤交付而避免干涉：「我沒有捍衛自己小說的概念，創作小說與創作電影區別很大，捍衛是不理智的。既然它已經在變化了，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以另外一個媒介的方式去思考怎樣令它變得更好。」

《刺殺小說家》備受歡迎，雙雪濤透露最近在和導演路陽商量續集的合作：「至於以什麼方式去構築故事，我們仍在思考。我不太可能為了電影去寫小說，希望可以直接寫出劇本。」不過，成為編劇、導演均非雙雪濤心之所向，他認為寫劇本像是創作一個「半成品」，最終成品還需要看導演與演員的演繹：「當它完成的時候可能和你原本想像差異非常大，做一個『半成品』對我而言不過癮，我還是盡量去創作小說這樣的『成品』。」

創作是不斷試探

很多讀者被雙雪濤硬朗、冷冽的文字風格吸引，大量中句、短句構成了他獨有的語言節奏。但雙雪濤坦言自己並未在語言風格上設定局限，也曾有過寫長句的時期，只是在不同的時期會有不同節奏。「作家只能通過不停地寫來找到適合自己的敘事節奏，我也寫過很多彆扭的東西，但那些不是沒有意義的，它會將你推到一個適合的位置上。」雙雪濤覺得自己創作比較隨意，亦不認為寫得越多對作家而言就是進步。他認為唯一或可稱為進步的，是寫作者隨着年齡閱歷漸長，對文學、世界的看法改變，從而通過作品自然呈現出的演變：「寫作有關的事情別太刻意，怎樣舒服就怎樣寫，這是從事這一行業有樂趣的一點——你只需要對自己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