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美娟 工聯會副會長 立法會議員

香港租金、樓價升幅拋離工資增長，許多市民只能無奈租住更小、更差的單位。住得差、住得擠、住得貴，是源於社會財富分配不公，貧富極度懸殊，市民生活難以改善，階級流動受到窒礙。為政者必須從更高、更廣的視野去看待深層次矛盾，香港才可告別劏房、籠屋。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研討會的講話中，特別對香港的住屋問題提出期盼，提到中國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的時候，未來香港的住房問題必將得到極大改善，將告別劏房、籠屋。

對症下藥落實稅制改革

我們看見特區政府正竭力增加土地、增建房屋，務求增加供應，以回應住屋的需求。不過，若為政者只着眼於住房的供求失衡，則是未能掌握問題的癥結所在。香港人住得差、住得擠、住得貴，是源於社會財富分配不公，貧富極度懸殊，令普羅市民生活難以改善，階級流動受到窒礙。為政者必須從更高、更廣的視野去看待深層次矛盾，才能提出徹底解決問題的方略。

根據世界銀行2020年的統計顯示，人均生產總值若超過43,000美元，已屬高收入地區，香港的人均生產總值則超過46,000美元，為何人均生產總值如此高的地方，港人卻住得這般差？為何超過十萬戶家庭要住在環境惡劣的劏房？為何中產家庭花上一半以上的收入供樓，卻只能供一個百多、二百呎的納米單位？

一切皆源於市民收入追不上租金和樓價的升幅。過去10年香港名義工資指數增長了 53.4%，再看同期私人住宅單位售價指數，上升了一倍半，而小單位的租金指數則上升了近一倍八，租金、樓價的升幅遠遠拋離工資增長。市民按其負擔能力，只能無奈地租住更小、更差的單位。

在樓市與租金的升浪中，獲益者只有與地產相關的利益集團，承受苦果的卻是普羅大眾。政府在制訂公共政策時，必須從整體社會利益出發，做到財富有效再分配的效果。例如要紓解貧富懸殊，改革稅制是一項必須要動的手術，但近年稅務最大的改革，卻是削減利得稅稅率，所有企業不論規模大小，其首200萬元利潤的稅率都調低了一半，降至8.25%，政府每年少收50多億元利得稅，不但令庫房收入減少，更削減了可用於財富再分配的資源。

貫徹始終拉近貧富懸殊

再如一手物業空置稅，2018年當局承諾立法以抗衡地產商囤積一手樓，避免推高樓價。相關條例草案已於2019年提交上了立法會，但到2020年又因經濟情況不穩而撤回，明明有利壓抑樓價的政策，卻未能貫徹始終。

我們要清楚了解，在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中，最受苦的一定不是利益集團，而是處於水深火熱的廣大市民。要告別劏房、籠屋，必須從減少社會財富分配不均和緩解貧富懸殊的角度來拆解，另外再配合可負擔房屋的增加，才有望真正解決房屋問題。可負擔房屋是指為基層提供租住公屋，為中層提供公營資助房屋，而具經濟能力者，則可到私人市場置業。因此，所謂的增加房屋供應，不只是大量增加廉價住屋，更不是要拖垮樓市，而是要讓每個階層都有可負擔的居所，安居樂業。

可惜的是回歸廿多年來，公共政策一直過分傾斜於商界、過分注重商界的利益，才導致房屋問題轉化為難以拆解的深層次矛盾。為政者必須認清公共政策是為誰而訂，必須扭轉過往重商輕民的施政方針，貧富懸殊和房屋問題才有望徹底獲得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