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楊絳引進域外文化的巨匠

《斐多》

作者：柏拉圖

譯者：楊絳

出版社：遼寧人民出版社

楊絳先生以翻譯為抓手，引進了許許多多的域外文化。這些文化囊括三個方面。一是小說翻譯，二是文論翻譯，三是詩歌翻譯。

楊先生的小說翻譯有三部，一部是《小癩子》，另一部是《吉布·布拉斯》，再一部是《堂吉訶德》。《小癩子》是十六世紀西班牙名著，人稱「流浪漢小說」的鼻祖。楊絳前後三次將是書的英文譯本、法文譯本、西班牙文本譯為中文，分別於1950年、1978年、1993年、2004年付梓。楊先生流暢而生動的譯筆，使廣大中國讀者深深地認識到，西方的所謂花花世界並不完美，處處有骯髒刁鑽，處處有苟活偷安，處處有坑蒙拐騙。

《吉布·布拉斯》是法國18世紀重鎮作家勒薩日創作的一部長篇小說。1954年，楊絳將這部四十七萬字的巨著譯畢，先由《世界文學》雜誌分期發表。195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初版，1962年出版修訂本，1979年、1982年和2004年又三次重印。洛陽紙貴的《吉布·布拉斯》楊譯本，向人們揭示了西方只不過是一個金錢統治一切，破壞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充滿自私自利的黑暗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裏，一個出身卑微的人，即便德才出眾，也得不到重視，只有與不軌之人沆瀣一氣才能出人頭地。

1958年，楊絳接受了翻譯西班牙作家賽凡提斯長篇小說《堂吉訶德》的重任，她通過閱讀《堂吉訶德》英、法文譯本，感到要將這部七十二萬字的宏著譯出氣場，非得依據原文本進行翻譯不可。基於這種認知，四十七歲的楊先生開始自學西班牙文。三年後即1961年，她正式握管翻譯，至1966年，譯完了其中的六十多萬字。1972年，她將「失而復得」的《堂吉訶德》手稿本瀏覽再三，又打定主意從頭譯起。1978年3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了中國直接從西班牙原著譯為中文的第一個版本。楊絳二十年的艱苦耕耘，終於化作了一道亮麗的風景，震動了黃河內外、大江南北的廣大文學愛好者。這部受到過德國人歌德、英國人拜倫、法國人雨果、俄國人別林斯基、中國人朱光潛讚揚的歐洲最早的長篇現實主義小說完完整整、坦坦蕩蕩地進入了中國讀者的眼簾。一個充滿着懲惡揚善、扶貧濟弱的理想人物形象即堂吉訶德，從此成為了中國人議論理想與現實相互矛盾、相互衝突現象的常用人物。

楊先生的文論翻譯有兩種，一種是亞里斯多德的《詩學》，另一種是帕拉圖的《斐多》。楊絳在其撰寫的學術論文《李漁論戲劇結構》中，多處引用亞里斯多德《詩學》中的理論。這些理論或者是對中國文論的「錦上添花」，或者是對中國文論的「雪中送炭」。比如，楊先生在該論文的一處闡釋中先標出李漁的說法：「每編一折，必須前顧數折，後顧數折。顧前者，欲其照應；顧後者，便於埋伏。照應、埋伏，不止照應一人，埋伏一事，凡是此劇中有名之人，關涉之事，與前此、後此所說之話，節節俱要想到。」緊接着又亮出亞里斯多德的理念：「一件完整的事情有開頭，有中段，有結尾。開頭不必承接別的事，但當然引起後面的事；結尾當然是在一些事情的後面，是這些事情必然的、或慣常的結果；中段當然是承前啟後。所以一個完好的結構不能隨意在某處起某處結，它的開頭和結尾必須按照上面的方式。」楊先生具有信達雅特色的優質譯文無疑是對李漁說法的印證和補充，可令當代劇作家大開眼界、深受其益。

楊絳翻譯帕拉圖的《斐多》，已年屆米壽。她對許多英美人出版的《斐多》譯本及其評論和註釋進行了一番認真的考究，然後以英國人1953年推出的Loeb版為藍本，竭盡全力地將這篇充滿哲理且具有戲劇性的對話淬煉得通俗易懂、人人可讀，從而有力地推動了中西思想、意念乃至中西文化的匯合和交流，實在是功莫大焉。

楊先生譯詩不多，流傳最廣的是她選譯英國詩人、散文家瓦特·蘭德（Walter Savage Landor）的四行詩句。原文為：

I strove with none, / 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 / Nature I lov'd, and next to Nature, Art;

I warm'd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 / It sinks, and I am ready to depart.

楊先生的譯文為：

我和誰都不爭，/ 和誰爭我都不屑；/ 我愛大自然， 其次就是藝術。

我雙手烤着 / 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準備走了。

短短四行譯詩，毋庸置疑地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了楊絳先生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時至今日，這四行譯詩仍然影響着廣大中國讀者，竟至被人譽為「豁達、善良、雅致、堅韌，最令人欽佩」的詩歌譯句。

今年7月17日是楊絳先生110歲誕辰紀念日，謹以此文表示對她老人家的深切緬懷和無限敬意。●文：鄭延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