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兒童樂園」

香港書展正在舉辦「我們的快樂回憶 — 《兒童樂園》」特展。《兒童樂園》刊出於1953至1994年間，陪伴幾代香港人長大，其間的美與樂承載了無數人的回憶。《兒童樂園》的最後一任社長張浚華說，雜誌雖然停刊，但故事並未結束。「當年的讀者長大了，記得雜誌，回來找你，然後現在是讀者和你一起做。」●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說起當年加入《兒童樂園》，張浚華說也很偶然。她60年代畢業於新亞書院哲學系，本來要去報紙工作，「後來聽人說去報紙，採訪的新聞不是死人就是塌樓」，乾脆選擇了平靜得多的出版業，加入友聯出版社負責的《中國學生周報》，工作兩年後，因人手短缺被調動到《兒童樂園》。

「開始的時候覺得新鮮，我們小時候哪有機會看這麼好的兒童讀物，又文又圖的。開始時不懂，給小孩子看的文字不能用太深的字眼，要輕鬆些令他樂於接受，像教科書一樣的是不行的。」一輪學下來，她也逐漸變成多面手，歷史、名人、生活、文藝、童話，什麼都能寫。到了後來，雜誌除了創辦人之一、著名畫家羅冠樵原創的故事外，幾乎所有改編故事的文字都出自她筆下。

「其實我是喜歡畫畫的，但是沒有什麼天分。沒天分，就去欣賞畫。我真的很滿意，這一生人，欣賞了很多好的畫。」她笑說雖然是偶然走上兒童雜誌這條路，但慢慢地興趣濃得不得了。「接觸了很多繪本、童話等，尤其是看到人家國外，特別是日本的書，真的好。就這樣，我做了一輩子了。」

西方繪本變身連環圖

《兒童樂園》1953年創刊，第一任社長閻起白在旅順長大，精通日語，也熟悉日本的兒童教育和兒童刊物，早期的《兒童樂園》便主要以日本的《小學生》雜誌作參考。「人家的雜誌本本200多頁，分得很細緻的，我們只有36頁，他就翻譯、改寫。」

張浚華說，外國的繪本創作一本可以花上一兩年，《兒童樂園》出半月刊，15天就要出全本彩繪，沒有辦法完全原創。於是雜誌除了羅冠樵原創的《小圓圓》、歷史故事和民間故事外，還參考外國的兒童文學和繪本，翻譯、改寫、描圖，豐富內容。早期多參考日本，後期則參考西方。

「最早是去辰衝和香港圖書中心找材料，但是公司整天說要省錢（笑），於是變成去圖書館兒童部。挑選到十本八本好書，就回去再細選。」看到好的故事就將其翻譯改寫，「多數書都是大開本並且好多頁，我要在4到6頁把它講完，就有點像讀者文摘，但我還有圖畫，於是要花很多功夫。」早期一個故事1000字配一兩幅圖，後面逐漸變成連環圖，一頁變一格，翻譯也用本地口吻，一點沒有翻譯腔，真相當於把外國繪本故事揉碎了再講一次。「別以為翻譯改寫好簡單，字少圖多，真的畫死人！到今天我真的都很感激這些畫家，做好多事情，不只多付一倍功夫。」張浚華感歎道。

從今天的角度看，這種二次創作好像是抄，但當年版權法不那麼嚴格，這些本土化的連環圖成為了向本地小朋友引介外國文學與繪本的寶貴窗口，高橋真琴的作品、大熱的《Danny and the Dinosaur》系列等故事都留下身影！現在市面上正版的外國童書成行成市，再回頭看《兒童樂園》微縮連環圖版，卻有另一種趣味。

「我以前每到圖書館找到一本好的書，真的就好像中了六合彩，立即好興奮。我曾經在圖書館兒童部看了很多年的書，退休後有次又回到兒童部，看到有那麼多的好書！回頭一想，自己都沒有做了，那麼高興幹什麼！」張浚華笑道。

小叮噹風靡香港

在《兒童樂園》引介的故事中，最威水的大概就是《叮噹》。1973年，張浚華在《小學生》雜誌上看到漫畫《哆啦A夢》，覺得故事好得不得了，便開始在《兒童樂園》上刊載。「名字完全是現炒現賣，（哆啦A夢）戴着一個噹噹哦，這個名字又響，不如就叫『叮噹』吧！」

雜誌每期刊登一個故事，還把原本黑白的漫畫改繪成全彩版。更有趣的是，出現了不少本土化的更改，例如某些故事中的日本服飾變成了本地兒童服裝，和室和布置變成了一般桌椅，「張無忌」與「馬鞍山」出現在故事中……角色的名字「叮噹、大雄、靜宜、牙擦仔、肥仔」更是深入人心。

《叮噹》大受歡迎，帶熱《兒童樂園》的銷量，後更刊印單行本。首本名為《叮噹出世》，兩日間一萬本就全數售罄。後來電視台推出動畫，熱潮更是一發不可收拾。最熱時期，張浚華回憶道：「大家認得叮噹，不認得哆啦A夢。」

熱潮更催生漫畫被引進內地。1980年，香港中文運動聯合委員會主辦一場座談，席間有人聊起《叮噹》，當時來自廣州的主編黃慶雲聽到後，問張浚華拿了一本單行本帶回內地，把廣東話改成了普通話後在《少年文藝報》刊發，後來出現的內地版《叮噹》也都沿用了港版譯名。直到90年代，人民美術出版社獲得日本方正式授權，以《機器貓》的名字發行漫畫，這便是後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