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陽修。 資料圖片

慶曆四年(1044年)四月,歐陽修以《朋黨論》上奏宋仁宗。此文一反傳統上對朋黨的忌諱,直指小人、君子皆有朋黨,不同的是「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他進一步說明,小人有共同利益時,暫時引以為朋,但會因利益的爭奪而互相賊害,一旦利益散盡,朋黨也會解散,所以,他們的結合是短暫的,是虛假的;而「君子之朋」則不同,他們以「道義」、「忠信」、「名節」互相砥礪、互相扶持,「同心共濟,終始如一」,所以是「真朋」。他建議宋仁宗應該「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這樣,天下便會大治。

傳統認為,大臣互結朋黨會擾亂朝政,影響皇朝的管治。《論語·衛靈公》有「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之說,認為結黨營私是小人的行為。荀子說:「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指出大臣結為朋黨,蒙蔽君主,圖謀不軌,是有非分之想的「篡臣」。他的學生韓非子也指出:「群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對國家有害無利,六國最終衰敗,就是源於朋黨。因此,但凡朝中政爭,攻擊政敵,無不指責對方為「朋黨」。

《後漢書·黨錮列傳》:「成弟子牢修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結交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膺等。」這段記載了東漢正直士人李膺等人為依附宦官的牢修誣陷,結果忠良盡去,黃巾亂起,州牧割據,東漢也滅亡。至於《舊唐書·李宗閔傳》記載唐代「牛李黨爭」,指雙方「比相嫌惡,因是列為朋黨,皆挾邪取權,兩相傾軋。自是紛紜排陷,垂四十年。」這種黨爭的亂象,令唐文宗嘆曰:「去河北賊非難,去此朋黨實難。」直至朱溫入長安,盡殺士人,黨爭結束,唐朝也滅亡。

歐陽修則認為,漢唐之亡,非亡於朋黨,而是亡於盡去「君子之黨」。他說:「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而唐代「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所以「禁絕善人為朋」及「誅戮清流之朋」才是漢唐亡國的癥結,而與朋黨本身沒有關係。

為什麼歐陽修會有這種反傳統的觀點呢?這與「慶曆新政」的推行是很有關係的。宋代結束了唐末五代以來藩鎮割據、天下紛亂的局面,宋太祖實行重文輕武、強榦弱枝的政策,但是矯枉過正,造成積貧積弱、強敵環伺、冗兵冗員充斥的問題。宋仁宗時,西夏來侵,北方遼國也蠢蠢欲動,國家陷於危機之中。為了解困,宋仁宗召范仲淹推行新政,以求圖強。范仲淹於慶曆三年(1043年)九月上《答手詔條陳十事》,針對時弊進行改革。其中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和均公田五項,都是針對官僚制度而提出。這些政策雖是對症下藥,卻嚴重地觸犯了既得利益者的痛處。歐陽修、韓琦、富弼、余靖等人與范仲淹連成一氣支持變法。保守派呂夷簡、夏竦等人則對他們嚴厲抨擊,斥他們為朋黨。

對於朋黨的指責,范仲淹等人並不避諱。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慶曆四年四月戊戌,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唯聖心所察耳!苟朋而為善,於國家何害也。』」可見「君子之朋」、「小人之朋」的看法,不只於歐陽修,范仲淹也有同樣的觀點。而支持范仲淹改革的田況在《儒林公議中》也說:「君子小人各以匯舉,蓋聲應景附,自然之理也。」可見當時的改革派已不忌諱朋黨的指責,並以「君子之朋」自任。

宋史專家漆俠在《范仲淹集團與慶曆新政——讀歐陽修〈朋黨論〉書後》一文中便清楚指出,范仲淹所代表的改革派,並非是個別的幾個朝中士人,而是代表北宋時期通過科舉出仕的中下階層讀書人。他們形成了一個政治集團,並企圖通過改革來挑戰宋初以來建立的世家大族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壟斷。漆俠在附記中指出,這種觀點早由其師鄧廣銘所提出。可見范仲淹、歐陽修不諱「朋黨」的指責,因其確有堅實的政治團隊,並相信自己一方是「君子之朋」,而保守勢力是「小人之朋」,歐陽修的《朋黨論》則是有系統地把他們的觀點表達出來。

●陳仁啟 中學中文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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