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國家認同有兩個層面，第一個是對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認同，第二個是要認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政權，在發展中取得的進步和成就，以及對香港的管治權。」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高級研究員劉蜀永教授，日前接受記者採訪時如是說道。

中國共產黨即將迎來百年華誕，來港約15年、研究香港史近40年的劉蜀永，帶領記者從歷史的葉脈中，追問香港現時問題的答案，認為香港社會需全面評價中共在推動國家發展和香港發展中的作用，解決好國家認同問題，未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才有更好的思想及社會基礎。

中共與香港 源遠流長

「中國共產黨與香港的關係源遠流長，幾乎在中共百年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和香港有這樣、那樣的關聯。」在開始講解前，劉蜀永「一言以蔽之」，如是闡述他研究下的中共與香港百年淵源。

「五四運動」後，林昌熾(林君蔚)、張仁道、李義寶，三位香港年輕人創辦了一本名為《真善美》的雜志。隨後在1920年底，途經香港的陳獨秀，於輪船之上與他們會面，閱讀了這本在中國歷史上最早介紹馬克思主義原理的雜志之一。陳獨秀大加贊賞，鼓勵他們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

根據劉蜀永的研究，1923年，香港就有了共青團支部，稍後也建立了共產黨小組。早期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只存在於少數幾個地方，如北京、上海等經濟發達之地，為何香港亦能發展出「星星之火」?

劉蜀永認為，這並不奇怪，而是與香港優越的交通樞紐地位有關，信息的快速傳播，令香港成為當時中國最早有馬克思主義思想傳入的地區之一。

此後，中國共產黨在香港培養出一批早期中國工人運動的傑出領袖;土地革命時期，中共廣東省委因蔣介石「清黨」而移師香港;到了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在香港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更是廣為人知。

「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共產黨人實際上是利用香港特殊的地緣關係和政治環境在香港保存和發展自己，對推動反對外國侵略的鬥爭，對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都發揮過相當重要的作用。」劉蜀永說。

「一國兩制」 歷史的必然

「1949年，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一下子就把紅旗插到太平山頂，但全面衡量後並沒有這樣做。」談起那段塵封的歷史，一直娓娓道來的劉蜀永露出笑容。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一直貫徹的對港政策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即香港是中國領土，但暫不收回，待時機成熟時再通過談判解決。歷史早已證明，有關決策的高瞻遠矚。

劉蜀永總結，在政治上穩定香港、在經濟上支持香港，正是這段時期對港政策的重要內容。1949年人民解放軍南下，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曾令野戰軍不得越過羅湖橋以北40公里的樟木頭一線，避免引起香港社會恐慌。建國後，東江水供港及供應生鮮食品的「三趟快車」供港，支持香港經濟發展、民生改善。

中共支持香港發展，以戰略的眼光來看待、解決香港問題，劉蜀永認為，既促進香港經濟的起飛和發展，也對國家經濟的發展，對打破當時西方國家的封鎖，大有裨益。

「尊重歷史，從實際出發，讓香港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既有利於香港發展，也有利於國家發展，這是非常高明的決策。」他說。

從周恩來總理貫徹「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到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構想，走過幾十年的時間長河，劉蜀永認為，歷史經驗在積累和傳承，最後成為一種歷史的必然。

歷史的遺產 未來的路徑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細數中共與香港的百年淵源，劉蜀永稍感遺憾，「這些歷史在港英政府年代不會講，但回歸後我們自己也不夠重視，很多年輕人，很多香港市民，迄今仍不了解這些。」

劉蜀永認為，有着和中共打交道豐富經驗的英國人，在管治香港的問題上，反而有很多可供港人參考的地方，他們十分注重、也一直以務實的態度，來處理與中國政府的關係。

以見證中共掌握政權全過程的第22任香港總督葛量洪為例，劉蜀永研究發現，在處理和中國政府關係時，盡量不去做某些讓中國政府認為是挑釁的行為。

葛量洪十分謹慎地處理在他看來屬於「共產主義」的愛國學校，也不完全跟隨或參與當時美國政府聯合東南亞部分國家搞的「反共」組織或活動，甚至不同意美軍在香港附近進行軍事演習，劉蜀永一一細數他於故紙堆中尋獲的前人遺蹟。

「這是一種務實的態度，如果現在部分港人能夠從這些歷史事實中受到啟發，更好地處理和國家的關係，可能『一國兩制』會走得更加順利一些。」他說。

劉蜀永認為，仍有一些港人不太明白，現時對香港發展影響最大的，是中共領導的國家政權。認同中共領導的國家政權在發展中取得的進步和成就，以及對香港的管治權，全面評價中共在推動國家發展和香港發展中所起的作用，才能解決好國家認同問題，未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才會有更好的思想及社會基礎。

(來源：香港中通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