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冀平

烈日炎炎下又是高考日,疫情下的高考更讓人關注。

我有過兩次終身難忘的考試經歷。一次是考中學,1964年,這一次的考試不能說是高考,但隨之到來的「文革」,使我與考試絕緣15年,它變成了一次特別難忘的考試。

所有關鍵考試,都是烈日炎炎,樹上蟬鳴的季節。那年我13歲。那時候不論什麼考試,孩子們像往常一樣上學,心境平常,家長也不緊張。坐在平日上課的教室裏,打開語文試卷,題目是「我的家庭」,這個考題一點不難。我是班級的重點生,是最有希望考上重點中學的不多人選之一,所以監考的老師比我緊張,有幾個學生進入重點中學,關係到學校的榮譽聲望、教師的教學成績。我對着題目有些猶疑,不由望望老師,老師投來信任的目光,他相信作文一向好的我,一定會寫出一篇好文章。

這個普通的考題難住了我。我的父母和家庭在香港,照真實寫,必會引來麻煩,不照實寫,寫什麼?不容多想,我想到寫國家。寫煉鋼鐵的「哥哥」、做醫生的姐姐、聰明可愛的妹妹、頑皮但有科學頭腦的弟弟……如何在國家,這樣的「嚴父慈母」教導照顧下幸福長大……我筆下一通快寫,沒留心監考老師皺起的眉頭。

45分鐘過去,全班同學都交了卷。老師一臉威嚴不悅,他重點點評了兩個同學,一個是為了搶喝冰糖綠豆湯,而匆匆交卷的調皮劣等生;一個是我,老師說,我的作文嚴重走題,別說進入重點中學,連最差的學校也不會收我,最後喪氣地說,你等着進體育學校當運動員吧,當年我短跑很快。

完了!徹底考砸了,砸在我最拿手的作文上。我遠遠地避開眾人,回到家不願多說,一個暑期也沒過好,直到放榜。那年月放榜是郵遞,騎着自行車穿綠制服的郵遞員,將一封封錄取通知書交給考生,不用打開,信封上就有錄取中學的校名。我躲在家裏不敢去取信,是外公去的。他一看到校名,抬起手把信封高高舉起,所有取信的人都看到了。

我的這篇作文不但沒有走題,還得了滿分。可能是評卷的老師,覺得一個小學生,能有如此想像力和胸懷,難能可貴吧。我以兩門考試滿分的成績,進入北京最好的女校——師大女附中(現名實驗中學)。第二次真的高考,已是15年後,1978年文革後全中國高考,下次再敘。

我參加中央戲劇學院高考,試場設在鼓樓,就是地安門的古老建築鼓樓。題目是「旅途」。我又是考得不好,好在我已有兩部發表的劇本,老師們更重視的是實踐。我又得以在5,000多名考生中,百裏挑一。